语录网随笔 从王霸之争看中国古代君王治世思想的转变

从王霸之争看中国古代君王治世思想的转变

“王道”一词出于《尚书》,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最初用来代指尧舜、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后来经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家的总结归纳,演变为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

作为王道学说的拥趸,孔子提出的仁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实行仁政,在政治层面就表现为:德治。

在儒家看来,治世是一个推广仁德的过程,主政者应该通过修炼仁德之心,进而推广到天下,最终实现“仁治”。为此,执政者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扬仁爱精神,并作为榜样教化万民,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仁爱之心推及天下,内圣而外王,“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王有德,则天下归心!

礼义被确定为实行德治的保障条款,通过礼义的训练,来调节人的欲望,所谓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再通过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明确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让不同等级的人依据自身等级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身的行为,以此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稳定。“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孔子的理念源于周朝,周以武力取殷商而代之,本质上来说是霸道思想的体现,为了明确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周在殷礼的基础上,去除了部分神鬼思想,引入天道的概念,强调殷商失天下,是天道循环的结果,而所谓的天道,就是圣王之道,与之相对应,周效仿三代,自然不会重蹈殷商覆辙。

周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分封制时代,统治者为了安抚封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为此,周抛弃了夏商以来天命神授的王朝兴衰机制,把重心转移到统治者的作为上来,从起源的合法性,转变为过程的合理性,既为自己的篡逆行为找到了依据,也为其统治确立了道义上的靠山。

周朝的这套理论解决了政权诞生的问题,却无法保障政权的长期维持,无论是仁,还是德,其载体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身上,人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虽然周公编造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性,但效果却十分有限,周公以后,昏君辈出,周王室逐渐衰微,至平王动迁,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则名存实亡。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礼学说,并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儒家学说中的仁智礼义信忠孝悌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如果说孝、悌是基于伦理所确定的概念,那么仁义礼智信忠则是道德层面的概念,透过两者的结合,把血缘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建立起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

在孔子的理论谱系中,孝道是根本,《礼记》就论及 :“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把孝从小家庭扩展到祖先,最后蔓延到整个宗族,这种由小及大的感情很容易扩展到国家领域,通过这种边际模糊的巧妙扩展,将国家伦理和个人道德绑定起来,进而构筑君权社会统治的基础。

《孝经》对这点写的很清楚:“ 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 ; 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 ; 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 ” 。至此,血缘伦理、道德和政治伦理结为一体,构成了孔子仁的理论世界。

当然,儒家学说也没有停留在礼一棵树上,在经济领域,儒家思想提出养民富民的概念,孔子认为社会首先应该能够保证人们的物质生活, 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 “先富后教 ”,只有让百姓填饱肚子,才能做进一步的教化,民无恒产, 因无恒心,无恒心,则不会遵守礼仪道德。

在军事上,儒家提出仁义之战和仁义之兵,所谓仁义之战,就是保卫国家保卫百姓的战争,体现对百姓利益的保护和礼仪制度的捍卫,荀子认为王道社会的战争是“禁暴除害”以推行仁义的战争,而士兵作为战争的主体,自然也必须是仁义之兵,为此,儒家强调对士兵进行教化,以满足仁义的要求。

儒家的这套理论看似完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过于理想化,所谓的内圣外王理论,实质上是自守礼的范围内选拔贤人,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格的培养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为此孔子提出“ 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 。可在崇尚丛林法则的政治世界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尤其是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之间追求的是领土的扩张和军事上的优势,人性向善的仁义理论在长矛大刀面前毫无说服力,仁义之兵也没有超越虎狼之兵的战斗力,王道被抛弃就变的理所当然。

而与之相对应的霸道学说则趁势崛起。不同于孔子的仁,霸道学说从一开始就认定:人性本恶!所谓礼崩乐坏,周王室的衰微就是王道衰落的产物,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大谈理想,毫无帮助。韩非子说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霸道对道德没有特别的要求 ,注重具体的功利目标 , 主张强力威慑,为政以刑,为政以力,为政在君,认为严刑峻法是治国理政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威势可以禁暴, 而德厚不足以止乱”。

不仅如此,崇尚霸道的法家大佬们,还从孔子学说中总结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理念,例如《韩非子》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楚之有直躬, 其父窃羊而渴之吏, 令尹曰 : 杀之,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 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 … …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

以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对立,将亲情与忠君割裂开来,进而打击儒家学说的立论基础,是战国时期法家最常用的做法,而此时的儒家学说毫无抵抗力,韩非据此认为,王道学说徘徊于过去与将来之间,无法解决现世问题,“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 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从这段语句可以看出,韩非为孔子留了情面,他不认为孔子的那套思想就是错误的,但却不合时宜。“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所以在王道学说被淘汰后,霸道学说就成为各诸侯国最为青睐的执政方式。

但王道却没有因此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留下来。譬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就声称: 修善政以赡贫穷;而晋文公也说:修政, 施惠百姓;秦穆公更是腆着老脸声称:施德诸侯。几位大佬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说的比唱的好听,所谓的王道,变成了他们称王称霸的宣传工具,当然,也有将王道身体力行的霸主,比如宋襄公就把“修行仁义”当成真的,非等着楚军过河再动手,结果就是搭上老命。

但霸道也并非无懈可击,秦国以此的天下,却陷入严刑峻法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把诸侯争霸的那套理论引入到治理天下的日常决策中,最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有了秦国的前车之鉴,后世不再将王霸之道割裂开来,而是相互融合,成为驾驭政权的两把利剑,汉武帝就推崇王霸之道,汉宣帝更是直接说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君主社会,虽然推崇儒术,却早已背叛了儒家最初的理想,王霸夹杂的治世理念因为其强大的适用性和现世理念,成为历朝历代君王统治的不二法门。

日慕点评:

我们现在在看王道与霸道,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王道,强调以德为本,借助外来的教化来改变人的内心,进而借助人的精神力量来维持统治,所有与之配套的理论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所谓的以民为本,不过是个美好的托词,其立论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这种治世思想并不可取,但其推崇的道德教育,仁义感化,对于今天的治国理政,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而与之相对应的霸道,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否定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进而沉迷于法、术、势,贾谊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霸道治世的弊病。

参照:《尚书》,《礼记》,《韩非子》,《孝经》,《论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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