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
接到庆友离世的噩耗，我正行走在陕北高原奔黄河源头的半途。
从高原深处的宜川赴延安，七点出行，一看有亚洲六点打进的电话，心就猛地一沉——这把年纪的过来人，大凡都有这样的经验，出门在外，最怕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或电报了。
赶紧把电话打回去，亚洲无力地告诉：爸爸……昨夜十一点……我一听就急了，忍不住训斥，出门前两天给你电话，你还说基本稳定，怎么就这么突然……好像是亚洲、小琳兄弟粗心没把庆友照看好，让他一个走丢了。
而问题的实质我心里当然明白，是庆友怕麻烦我，孩子们也怕麻烦我。
就在庆友患病之后，我家老父亲也出了问题，我年后开始实施的二十年之前走黄河的梦想，三次出行，恰恰都是在父亲两次住院又出院的空隙。
一是怕我耽误照顾家父，再者怕影响我出行，亚洲才在我电话询问庆友病情时隐瞒了真相。
想这也不怪，一心想着别人，总怕自己给别人增添麻烦，这是庆友贯穿一生的做派，这个做派，不早已演化为忠厚传家的丁家门风？想到这里，心里不禁又一阵痛，转瞬之间，锥扎一样的痛就转移到腰背，断了一样。
无论怎样翻转身子，也是疼得额头冒汗——这种由心理到生理的异常反应，行前刚刚出现过一次，赶紧服早有准备的药，等到了延安，我坐在宝塔山下石阶上，腿就软得一步也走不动了。
与庆友相识是在1981年冬天省作协举办的读书会上。
刚报到进屋，一个细高个、身体有些弱但却清秀的人跟桑恒昌先生就跟进了宿舍。
这就是早在诗坛大名鼎鼎的冠县丁庆友？“风甜，雨软，村裹轻纱……”那是77年还是32开本的《诗刊》，连篇累牍，在当时还充斥着帮八股、假大空的诗坛开一代诗风，让远在穷乡僻壤的我等一类诗歌初学者眼界顿开。
事实也正是这样，由于天生灵性，再加之七十年代后期对农村体制改革发自内心的期待，庆友的诗一出手就超越一般而达到一种高度，不仅在山东更是在全国诗坛独树一帜。
而我也紧随其后，这里有我们会面不久《山东青年》杂志刘大伟兄送来的当月《文艺报》为证，当时还是刊物形式的全国作协权威理论刊物，刊登张同吾先生一篇评论农村新变化诗作的长篇大论，我和庆友的诗被放在核心位置，给予高度评价。
紧接着是次年三月，春暖花开，《诗刊》组织了五位诗作者组成的全国农村题材诗采风创作座谈会，前后一个月，我和庆友应邀参加。
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让我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败兴的原因是我公开申明：之前所发诗作，都是两年前旧作，现在反映新变化全国一窝蜂，我从此再也不写什么新变化了。
上了年纪的作者都知道，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复兴，首先是得益于政治、思想的复兴。
同时复兴的文学艺术，还不可能有太多的独立性，在习惯思维定势下它往往还是“工具”，由此，出现了大量“宣传性”诗歌。
上级刊物组织诗歌研讨采风，其目的就是怎样强化宣传功能，而我却如此不识抬举，败人家的兴，包括在会议期间谈论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所谓“观点”，人家自然也就不会给我以自以为是的兴头了， 惦着乡村小学校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一个只拿工分的民办教师在采风团实在坚持不不下去了，就从烟台提前打道回府，庆友送我去火车站，千嘱咐万叮咛，又把刚从站台买的几个橘子塞进我包里，这时，只长我五岁的大哥，已完全是朱自清所写《背影》中的父亲了……散会回到冠县还是不放心，又一封长信寄到我教书的青崖头联中。
一方面对我言行随便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肯定我当时是想强调观点和艺术上追求。
1984年春，同样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又随我趔趔趄趄的脚步赶到我新任代课教师的滕县七中。
此时的大哥，已由冠县县委秘书的岗位调至辛集还是哪个乡镇出任书记。
他琢磨的是怎样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或人脉，帮我改变一下生活与创作的环境。
所以，当他再一年如愿举家搬迁至胜利油田油建一部后，就不由自主地向我发出呼唤了。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做这些事的时候，庆友就不怕总是冒失的我抢了他的风头？像拽我去滕县的黄强一样。
再说，并非文化单位的油建一部是生产单位，哪有多余岗位能再给一位百无一用的所谓“诗人”？ 立足未稳的丁庆友先是游说上司杨锡龙主席，两人又游说公司经理孙法远。
孙经理居然答应了。
知我者，庆友大哥也。
黄河三角洲，天生就是属于我的新大陆啊！大荒原，大油田，大河，大海，这么一种自然人文环境，于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之前油田招聘教师我已去过两次，受到油田文联王忆惠、刘国体两文友的倾力相助，孤岛东方红中学还专门派两位教师前往我老家进行了考察，只是由于我的优柔寡断而最终放弃。
而这时，我则毅然辞谢了山师大宋遂良师和淄博师专于清才教育长的善意，放弃已有安排的淄博师专，选择了胜利油田。
古人云，好事多磨。
先是油田组织部因我没有他们新规定中的高等学历而退档，接着又是东营文化局因外调中出现的疑问而搁浅。
就像退档之后杨锡龙主席又逼迫他上级组织部把档案从临朐又要回去一样，庆友拽着杨锡龙抱着我的档案袋，再一次来到文化局。
官场圈子里的优秀者，大多都有一种非凡的眼力，看到这么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拍着胸膛保荐，时任局长石有泰对副局长张碚说，就算这个人是反革命，我们也要了。
如愿以偿的我在88、89两年也算没有辜负诗兄的力荐，这两年我有暇写出一组新的诗作《田园的忧郁》，创作完成反映临朐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长篇纪实文学《贫困风流》，并且两本诗集先后定稿出版，获“泰山文艺奖”，又获一个《光明日报》“报告文学奖”，一组短篇在《青年文学》集中刊发。
更重要的是单位领导为我争取了农转非的名额，家里的责任田去他娘的吧！跟我受苦的孩子可以从此再也不用做他祖辈一样光荣的小农民了！“我再也不回那牛马不如的高家庄了”——这后一句是引用的毗邻老乡的，这是他在70年代初闯关东后给家里写的信中说的。
想想看，我和庆友等同样出身的一代农民的儿子，无论从文还是从事别的什么专业，最好的年华都干了些什么？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而我们却在三十年之前就为此耗尽了一切。
“一寸寸、一丝丝、一毫毫，从土窝窝里往外挪，进一步，退两步，好歹爬上一坎，一不小心又出溜了下去……”这是我写庆友大哥印象记中的句子。
诗友看了说：“这不是写你自己？！”是呵，好的传记文学写的从来就是自己。
共同的出身，共同的境遇，共同的追求让我们一见面就使庆友成为我的依靠，我则成为他无论何时何地都放不下的牵挂。
从1982年到1989年谋求饭碗、身份，从老家到新疆、到滕县，又从滕县回老家然后再从老家到油田，整整折腾八年，按理来说，也该折腾够了，而我却在给老婆孩子办完农转非后，不顾包括庆友兄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挑起一场婚变。
如意的算盘是，旧有的格局打破后，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全身心攀登我心目中的文学巅峰。
正如恩格斯在一文中的描述：你舍命终于进入一个你想进的门，回头一看，却是另外一个门！不是你原初认定的样子！生活中的惩罚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阶段后，庆友就发现我笨牛一样掉进了自己给自己挖的枯井，说，吃顿饭吧，话刚说完，杨主席调离，这顿饭自然不能再由公家掏钱，庆友就把饭局安排在了自己家中。
大热的天，庆友亲自下厨，一会儿功夫，一大桌子菜就摆到了桌上，附近上学的小女亚青已放学回家，可庆友家嫂子却还没从油田家属队所种的稻田里归来。
“不等了，我们先吃。
”话音未落，嫂子回来了。
站在院子往屋里看了一眼，接着抡一阵风进了厨房，先是炒锅被甩到了院子里，接着是别的什么，乒乒乓乓，那要说没说的分明是：我让你吃！让你喝！这事直到现在，包括当时，我也对嫂子的举动无任何怨言。
我、我的两个宝贝疙瘩曾经不止一次地吃过她做的饭菜，家里有什么稀罕果蔬，总是要等着我那两个宝贝疙瘩光临了，大萍、亚洲、小琳、、亚青才有权利跟着共享。
面对这天异样的格局，我以后越想越有将心比心的理解——那是在向庆友示威，是一种本能的出自阶级感情的保家卫国，未雨绸缪，自卫反击！但当时我们几个却都反应不过来，面面相觑。
庆友只能赶紧从农场里要一个大头车，先送我们两个回去。
那时打通一个电话多不方便，而我又常常居无定所，但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我还是接到了庆友内弟从聊城打来的电话，专门向我表达歉意。
我这才知道，我们走后，这场由我引起的战火，燎及老家聊城。
庆友重复的只是一句话：“中海是我兄弟 ，他坐了大牢也还是我兄弟！我也还是去给他送饭！” 这就是兄弟呵！ 总是盼着别人比自己好，看着别人好，“能够夸赞别人，比别人夸赞自己还高兴。
”——多少年之后韦锦的话道出的正是兄弟庆友良善的人格和心志。
也正是这样一种人格和胸怀，成就他平凡但又非凡的诗与人生。
而今，大哥却先走了。
走了，兄弟我又不能前往送行，我只能在漫漫无依的独旅，在黄河上游的延河边的夜晚，按民族最古老传统的习俗，燃一摞纸钱，奠一瓶酒，顺着水流的方向，重重的叩四个响头，遥寄兄弟我的哀思。
从黄土高原的中游到下游故道的冠县，再到三角洲的入海口，我想，我憋在心里从来没说过的话今天要说，不说我就更加难受。
不管你听到听不到。
而此时，身后，跪地而起的同伴，早已泣不成声。
作者总得以自己的作品来说话，如果没有不断创新的作品产生，那这个人就不再有价值。
因此，庆友在不断帮助我解决生活上难题的同时，还不断鼓励我的创作。
在那一段最困难的日子里，看着我难以自拔，他就通过油建一公司经理在油建招待所安排了一个房间，名义上是为油建写点东西，实际上是让我换一个环境，调整一下思路。
那是1991年春天，庆友当时已叮嘱，先一个人，不要两个人，可我没听庆友的话。
那一阶段我的小圈子的生活和心理，正如中医大夫给妻子疾病所做的诊断：“阴雨连绵……”有时甚至还似乎卷为腥风血雨？油建一部一个月的招待所没写成什么东西，到了冬天，他就又让远在孤岛的油建一分公司工会的王昭庆主席帮忙，我的先刊发于1993.3《山东文学》、继而又转载于1993.6《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一片光明》，中篇小说《旱魃》或曰《祈》，就是在孤岛深处油建一分公司的小招待所里写就。
怎不怀念通过庆友结识并给我巨大帮助的油建一公司那一群兄弟朋友，杨锡龙、郭志贤、杜夕虹、苏福成……还有他们的经理孙法远。
庆友答应过，有机会要召集兄弟们聚一聚的。
而今，庆友先走啦，这些兄弟又多年音信不通，茫茫人海，我又到哪里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 永远不会忘记经理孙法远在油建招待所对我雷霆霹雳的训斥：“马上跟张碚说，你马上回单位坐班！作家作家，整天坐家里你能写出什么作品？除去两个人狗撕猫咬还能做什么”？接着，他缓和了一下口气又强调：“一是创作，二是决策，需要全神贯注，你再继续这样下去，非毁了你不成”！孙经理并非文人，他每天管的是他公司万把人的生计，从陆上到海上，从黄河口到塔克拉玛干数不尽的油田工程。
但他这时拍案而起，是因为我。
而这种震聋发愦的棒喝对我又是多么需要。
积人生六十年之经历，朋友之间，说好话相互鼓吹容易 ，真正撕下脸面掏心窝子的当头棒喝，毕竟鲜见，特别是当你处于迷魂状态的时候。
而我，就偏偏遇上了 。
这，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宠，都是因为我有庆友。
和庆友相识，当然是因为共同的精神追求。但在我以后的日子中，诗却渐从我生活淡出，当我们倾其一生之力终于可以缓一口气，终于可以再谈一谈诗的时候，我们不禁悲哀地发现，那原先曾经具有高度曾经多么让一般人视为高不可攀，但我们却没有继续一路拾级而上而半途而废。如仍然论诗，我虽汗颜，但庆友却终竟让我欣慰。
看他怎样写充满人类血腥的《醉酒之后一头雄牛被阉割》：
一切都在
不知不觉之间
不疼不痛之间
进行……
清醒之后
唯以头颅撞那一口石槽
怎样《刮目看一头驴子》，“只要有一方热土/就知足/就累不垮/就焕然一新”的畜生：
左一个滚儿
右一个滚儿
溺在热土里不起来
这时候，小畜生
幸福得叫人眼馋
写《蝉》：“生生掘出一条出头之路/只为枝头上一声绝唱”。
写《蝈蝈》：“只一片叶子/一滴露/就活”。
写《萤火虫》：“看一盏小灯笼遥遥而来/就知道是你/是小姐姐……” 这是1982年我们兄弟发狠不再写所谓“新变化”一类宣传性诗歌，1985年庆友到油田之后有着根本性突破的诗作。
也行了，哥！人生有诗，而且还有三两首兄弟认可的诗，也就行了。
2013年底，《时代文学》黄强副主编有意组织一个诗坛回眸展，让我帮他约稿，庆友的诗自然是首选。看着这些上一世纪的“出土文物”，黄强说，即便拿到现在的诗坛上，仍然是好诗！
是的，有石头在，火种就在。
去年四月，庆友兄的长篇散文《村庄里的爹娘》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我把自己停笔二十年之后新写的一摞《混迹与自白》拿给他看，尽管粗糙，庆友却仍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最大鼓励。
就在我们相约，再写一部什么什么的时候，庆友却病了。
年后在我的几次敦促和儿子的强制努力下，才住进省肿瘤医院，看着我过去陪他，又撵我继续我的黄河之旅。
在我第二次黄河之旅刚离开济南的4月8日8时58分，我收到他发自病床上的信： “中海，我深深理解这次远行在你心中的位置和分量，佩服当仰视。
但毕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事，是人生历程中又一次万里长征。
你已花甲，单枪匹马，记千万保重，多跟家里联系……”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4月27日，我从大河之旅的半途回来，前往东营看他，他还拖着颤微的身子，到书橱里找他积累的黄河资料给我。
一月之后的5月27日，庆友不告而别。
让生性命独、总羡慕人家有哥、而终于有了哥、又最终失去哥的我，不能自已。
噩耗转告诗友柯平，邰筐，他们都让我想办法转达共同的哀思。
由韦锦执笔、唐晓渡、周所同修改定稿的挽幛是：
笔耕一世
逐垄有庆
菽豆压枝低
质朴深处怀珠玑
情生千尺
随缘结友
牛马看人高 温
润源头识一丁
由我执笔，韦锦润色的挂在花篮上的挽联是：
唯善唯美
诗无非诗
至真至纯
人有完人
2015年6月1日 草于黄河行旅
刊发于《山东作家》2015年冬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