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网随笔 《古文观止》卷十二・明文 宋濂 刘基 方孝孺 王守仁 王世贞 张溥

《古文观止》卷十二・明文 宋濂 刘基 方孝孺 王守仁 王世贞 张溥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

《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们所能读到的尽善尽美的至文了。

《古文观止》由清代吴兴祚审定并作序,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当时为读书人的启蒙读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

该书所选的古文,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

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

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

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

目录:

卷十二・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宋濂)

阅江楼记(宋濂)

司马季主论卜(刘基)

卖柑者言(刘基)

深虑论(方孝孺)

豫让论(方孝孺)

亲政篇(王鏊)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守仁)

象祠记(王守仁)

瘗旅文(王守仁)

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

报刘一丈书(宗臣)

吴山图记(归有光)

沧浪亭记(归有光)

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世贞)

徐文长传(袁宏道)

五人墓碑记(张溥)

送天台陈庭学序

明代: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

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

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

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

其难至如此。

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

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

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

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

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

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184篇诗文

阅江楼记

明代: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

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

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

”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

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

”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

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

”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触类而思,不一而足。

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

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

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司马季主论卜

明代:刘基

东陵侯既废,过司马季主而卜焉。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

吾闻之蓄极则泄,閟极则达。

热极则风,壅极则通。

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

仆窃有疑,愿受教焉。

”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

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

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蛬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燐萤火,昔日之金釭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

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

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

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

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卖柑者言

明代:刘基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 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深虑论

明代: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

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

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

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

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

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

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

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

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

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

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

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

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427篇诗文

豫让论

明代: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

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

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

”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

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

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

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

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

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

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

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

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

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

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亲政篇

明代:王鏊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

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

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

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

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

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

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

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

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

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

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

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

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

而内朝独缺。

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

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

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

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

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

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

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

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

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明代:王守仁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

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

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

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

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

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

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

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

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

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

心、性、命,是一个东西。

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

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

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

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

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

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

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

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

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

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

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

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

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

”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

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

象祠记

明代:王守仁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

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

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

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

”“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

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

”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

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

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

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

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

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

”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

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

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

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瘗旅文

明代:王守仁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

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闵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

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

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违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

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

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

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

餐风饮露,无尔饥兮。

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

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这篇文章选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作于1509年(正德四年),这时作者被贬于龙场驿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瘗(yì)就是埋葬。

该文是作者埋葬三个客死在外的异乡人以后所作的一篇哀祭文。

这三个异乡人,仅为了微薄的薪俸而万里奔走,终于暴死异乡。

他们与作者素昧平生,但祭文的感情却写得相当深切,其关键是作者被贬龙场驿,其景况略如客死之人,悲客死之人也是作者借以抒发自己被贬异域的凄苦哀伤之情。

但作者能“达观随寓”,终于生活下来了。

这既是实情,也是作者的自宽自解。

信陵君救赵论

明代:唐顺之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

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

赵,魏之障也。

赵亡,则魏且为之后。

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

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

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

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

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

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

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

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

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

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

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

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

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

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

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

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

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

木朽而蛀生之矣。

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

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阅读本文时,应该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唐顺之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这正是一个“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的年代。君主大权旁落,宦官、奸臣交替把持朝政,因而作者为之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抒己见,在文章中以“借题发挥”的手段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报刘一丈书

明代: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

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

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

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

」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

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

主者故不受,则固请。

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

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

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吴山图记

明代:归有光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

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

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

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

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

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沧浪亭记

明代:归有光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

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

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

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

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

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本文选自《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沧浪亭,是苏州市的四大古名园之一。

它原是五代广陵王钱元璙的池馆,又说是五代末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别墅。

到北宋时,诗人苏舜钦购得,并临水筑亭,题为“沧浪亭”,园也因亭而得名。

后来又屡易其主。

南宋初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居,故又名韩园。

由元至明为佛寺。

本文就是归有光应僧人文瑛之请而作。

它记述了沧浪亭的历代沿革、兴废,感慨于自太伯、虞仲以来的遗迹荡然无存,钱镠等以权势购筑的宫馆苑囿也成陈迹,只有苏子美的沧浪亭能长留天地间。

从中悟及了读书人垂名于千载的特有原因。

青霞先生文集序

明代:茅坤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

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

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

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

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

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

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

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

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

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

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

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

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

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明代:王世贞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

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

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

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

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

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

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王世贞作为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盲从古人,常常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善察疑似之迹。《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针对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感喟针砭,令读者重又反思这一经典故事背后的合理性。

徐文长传

明代:袁宏道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

”胡公皆许之。

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帘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皆曰:“如命。”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

悲夫!

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

独身未贵耳。

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徐渭(xú 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

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

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

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

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

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

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

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

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

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

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

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

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

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

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

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

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

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五人墓碑记

明代: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

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

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

中丞匿于溷藩以免。

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

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

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

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

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

“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

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

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

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

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

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

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

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

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

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

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

“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

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

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

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

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

“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

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

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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