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阿富汗女作家写给女儿的信，下面小编就以10373字给大家详细介绍写给阿富汗小朋友的一封信，预计阅读需要26分钟！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离开阿富汗，此举旨在避免流血事件。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装分子已经进入并控制了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战争结束。
以下为法齐亚·库菲《我不想让你毫无成就地死去》授权节选《我不想让你毫无成就地死去》是法齐亚·库菲的自传，也是她写给两个女儿的告别信，作者用一个阿富汗女性的视角讲述了1991年阿富汗局势巨变后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冲击和感受。
《我不想让你白白死去》，[阿]法齐亚·库菲著，张忠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
我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似乎我曾试图打开的生命之门又关上了。亲爱的舒拉和沙赫扎德：
小时候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改变，每次我们找到安全的住处，或者只是安静的度过一段时光，战争总会打破美好。
那个年代，我讨厌改变，只想待在原地，同一个家庭，上学，我有远大的梦想，但也想过上知足的生活，这就是我对你的要求，我要你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也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爱你的丈夫，有一天能有生孩子的快乐。
在你短暂的一生中，你要经历很多变化，也许远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逆境中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我让你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离开你很久了，我经常让你担心我会被杀死，让你一个人呆着。
有时候，吃苦并不总是正确的做事方式。所有伟大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调整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的能力。改变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接受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和“改变”成为朋友，并欢迎它，那么下次它来拜访我们的时候，它可能不会对我们这么残忍。
挚爱你们的妈妈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柏林墙倒塌，庞大的苏联帝国开始解体，冷战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苏军战败后，游击队急于夺取政权，他们出兵扫荡喀布尔，游击队认为统治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军已经撤退，但政府仍然与莫斯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纳吉布拉确实为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于他允许苏军驻扎在阿富汗，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将游击队拒之千里。然而，他最终被击败，政权崩溃。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会带来稳定和一个新的纯粹的阿富汗政府，但出人意料的是，旧政府被推翻后不久，游击队就开始内讧。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领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理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斗争最终演变成阿富汗内战，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血战。
……
阿富汗街头。（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这段政治动荡的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我是一个青少年，如果我想去市中心，我必须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并不是因为游击队是宗教极端分子，也不是他们坚持让人们穿蒙面长袍。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外面有这么多男人在山林中战斗了几年，没有碰过女人，所以一个年轻的女孩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展示她的美丽。
在过去，穿蒙面长袍是身份尊贵的象征，也有实用的功能，这种长袍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抵御烈日、沙尘、大风等恶劣的环境因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仍然认为蒙面长袍是压迫妇女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我不同意。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我要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则。用头巾遮住头发，穿着宽松的束腰外衣遮住手臂、胸部和臀部，就足以满足伊斯兰教在真主面前穿着庄严的衣服的要求。任何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的说法真的是符合伊斯兰教的规则，这是完全错误的。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原因。
我也知道在一些西方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话题，甚至一些政治家和领导人想要通过立法禁止它们。虽然我相信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相信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要的衣服。
有一天，我和妈妈、姐姐穿着我们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姑姑家参加聚会，我也化了妆，我对自己的样子很满意，也很少发现自己这么漂亮，在游击队下山之前，我出门一般只戴头巾，现在，妈妈非要我穿她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很生气，到了这个年纪，我从来没有穿过蒙面长袍。况且，今天我为了参加聚会，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头发和妆容，但她竟然让我把自己裹在一个厚厚的蓝色麻袋里。
我坚持不穿，我和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求我，哄我，甚至威胁我说那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你看到我没有遮掩，士兵们不确定就会攻击我，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些，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放声大哭，我的怒火因为脸上的妆毁了而更加强烈，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年轻人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我必须穿蒙面袍，那我就不去姑姑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妥协的样子。妈妈终于说服了我，而我真的很想去参加聚会，而且准备了很久，不去很遗憾。于是，我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穿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道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隔着蓝色的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包围了，大山仿佛压在我的肩膀上，仿佛世界越变越大越小；厚厚的蒙面长袍下，我的呼吸声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热，仿佛要患上幽闭恐惧症，我甚至感觉自己被活埋了——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种打扮很不人道。我的自信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得渺小、无足轻重、孤立无援，仿佛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辛辛苦苦打开的生活之门突然又关上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聚会——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意味着丝毫。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这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这种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消失。我从未觉得有必要遵循这种传统，我的家人也从未要求过。我只认为自己是新一代阿富汗女性中的一员。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愿，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图。与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对此并不满意。我拥有的是机会和自由。我的自由之一是选择穿或不穿蒙面长袍。我选择了后者。
这并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不对。蒙面长袍是我们社会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女性安全的一种传统服装。全世界的女性总是需要时不时地从男性那里处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对于一些女性来说，穿蒙面长袍是避开男性目光的方式之一。我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女性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女性必须穿蒙面长袍时，我非常不满。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要求所有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就穿超短裙，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规则和文化传统提倡高标准的谦逊，但并没有严格到每个女人都必须把自己藏在尼龙长袍下。
到了姑姑家，我立刻脱下蒙面长袍，感觉无比轻松，那次经历让我震惊，也让我为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未来担忧。聚会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回忆路上可怕的经历。我似乎还被困在狭小的移动空间里（指蒙面长袍），我感到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回家——我多么希望我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而不会碰到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学校，想念那里的朋友们。喀布尔的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关闭，我们真的感觉与首都隔绝了。我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万分担忧。虽然游击队政权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在内部互相争斗。几个将军控制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但从喀布尔传来的消息来看，局势越来越混乱。我特别担心的是，学校，即使没有在战争中被摧毁，也很可能被关闭，我再也不会回学校了。
那时候，我们总是听广播，以确保不错过一条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新闻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观众保证一切正常平静，但我们知道电视和广播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学校开学了，女孩可以上学。但事实上，父母不愿意送女儿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变化，原来美丽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从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邋遢的女人，裹着围巾，口吃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群德高望重的晚间新闻女主播，她们聪明能干，极富魅力，工作非常专业，是我这样的女孩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报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抢眼，有教养，事业有成，却突然从屏幕上消失了，这让我非常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搞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忐忑不安，眼含热泪来到母亲面前，把肚子里的苦涩都倒了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她说我可以暂时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
我想念喀布尔和我朋友的豪宅。但我更高兴能够重返校园。法扎巴德的这所学校虽小且心胸狭窄，但在当时的我眼中，它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宏伟。
无论如何，我说服自己坚持着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这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只能顶着烈日上下学，汗水滴滴从身上滚下来，不透气的服装包装让我的皮肤出现了黑色的痘痘。
法齐娅·库菲。（图片来源：法齐娅·库菲个人网站）
冒着生命危险求婚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就将我们彻底抛入了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由一群自称是上帝和伊斯兰教的人创造出来的，但从我和其他成千上万阿富汗人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些人根本不像伊斯兰教，我们的信仰中有和平、宽容和爱，这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我想让你们明白，作为女性，真正的伊斯兰教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赋予你们尊严，赋予你们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利，赋予你们追求梦想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它要求你们有尊严、谦逊和友好。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伊斯兰教的教义可以引导一个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过上适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都养大了，希望你们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女性。
这些自称为塔利班的人似乎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的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些人开着卡车，携带枪支，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正义和地方和谐。起初，许多人相信他们，但很快，寄予他们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特别是对阿富汗妇女和女孩。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1996年
有一天，嫂子让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么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每次离开一家店或者拐个弯，我都以为看到他了，然后他又不见了，一开始我以为我眼睛有问题，回家后发现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大概十几岁，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也是哈米德家的亲戚，我又开始郁闷了，于是礼貌地告诉他，我要回房间了。男孩跟在后面，当他和我道别时，他把一张纸条放在我手里。
我关上门，打开纸条一看，是一封信，我直接看了信的末尾，想看看是谁寄来的，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在普列库姆里，我在集市上的时候，眼睛好好的，我真的看到了哈米德，原来他一直在暗中跟踪我，信上说他已经来到当地，打算明天来找我哥谈我们的婚事，这次，他答应成功了。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中承诺的那样，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要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提出20.000美元现金和房子的房契时，米尔沙凯很惊讶，也许有点惊讶。尽管如此，米尔沙凯没有立即同意。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有说出哈米德最期待听到的两个词——“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不富裕，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卖了一些来筹钱，他们家也不是一无所有，但我哥哥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有一套。
我们女人被限制在另一个房间里，那里的婚姻谈判仍然是留给男人的。对我来说，沉默地坐着，听着我的未来像讨价还价一样被谈判是不愉快的。我记得小时候偷偷溜到我父亲的客厅外面偷听谈话。听着，我有复杂的感觉，骄傲，好奇和无助。
听说他们筹够了钱，我不禁尖叫，普列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热闹，无所事事，不知道婚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多了。
在阿富汗，订婚和结婚一样严肃，具有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合同。突然想到解除合同的严重后果，我开始听到哥哥的各种警告。他不停地说："法齐亚，不要嫁给这个可怜的男孩。你可以嫁给任何你想要的人。靠他的薪水很难生活。嫁给一个有钱人，一个有权势的人。"
我得实话实说，我得想一想，你无法想象在国家一片废墟的情况下，一对新人的生活有多艰难，安全和生存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梦想也得退居二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塔利班还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住在哪里，我还能不能上学或者工作，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姐姐见我脸色苍白，一脸严肃地问"法齐亚，你得做个决定，现在！如果你不想结婚，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
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做了最后的努力，说服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拉合尔生活，并在一所巴基斯坦大学注册。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学习医学是个好主意。尽管我几乎不认识哈米德，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足以让我相信我们可以结婚。我看得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人，他平等地对待我，真诚地支持我的工作。他并不富裕，前途充满变数，但在我心里我还是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在我的家族传统中，需要一个女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当我的姐姐玛丽雅姆让我做决定时，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然后她敲了敲男人谈话室的门，进去要求和我哥哥说话。她把他叫出房间，严肃而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年轻人了。他们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准备好了，是时候做决定了。要么同意，要么拒绝。"哥哥撅着嘴，然后翻了个白眼，发出一声叹息，最后还是答应了，尽管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情愿。
姐姐准备了一碗有花的糖果和一条上面有一朵红花的手帕。我现在还留着这条手帕。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的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求婚。碗被带到房间时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到碗知道自己梦想成真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真希望我能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敲定婚约的传统方式。新郎的家人随后会把婚礼费用放在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下来吃了下去，然后又往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所有的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他们又来吃午饭了，我起了个大早，在厨房里干活。我在洗米剥黄瓜，心里的喜悦悄悄地爬上了我的脸。那顿饭把我所有的爱倾注了进去。在某些时候，阿富汗妇女能体会到为心爱的人准备食物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本性使然，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我想起了妈妈给爸爸做饭时的场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也做了。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小长条，让他开心。
这时候不让我见未婚夫，唯一一次见他是在他和他家人要走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看着他偷偷朝门口走去，我猜他知道我要去见他，因为他突然停下来，挠了挠头，他一定也在计划偷看我，但显然他觉得被我哥哥发现太冒险了。
哈米德走向汽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从他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他从未放弃对我的追求。
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法齐娅·库菲。（图片来源：法齐娅·库菲个人网站）
阿富汗又多了一个“可怜的女孩”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我还是农村小女孩的时候，就渴望上学，那时候觉得脏兮兮的，不卫生，衣服也不多，脚上总是穿着惠灵顿靴，大红领巾总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有鼻涕。
现在，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穿着漂亮的衣服，留着时尚的发型。你们在首都喀布尔长大，是真正的城市女孩。如果你看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会震惊的。
我知道，在我把你带回巴达赫尚省的那些日子里，你发现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和你很不一样。
但是，女儿们，我不希望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瞧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一个贫穷的乡村，我们并不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好多少。万一有一天事情出错，你们两个可能会回到那里生活贫困。
请记住，如果你需要回家，家乡永远敞开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
挚爱你们的妈妈
1998-2001年
我和哈米德很快在法扎巴德定居下来，能与家人和亲戚团聚，我非常兴奋。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都嫁给了当地人，留在了该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留下来躲避战乱。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了，但现在我又见面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姐姐甚至不知道我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为我的避难所，就像我童年时逃离游击队时一样。我几乎忘记了这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城市：高海拔、新鲜空气和一条绿色的河流穿过它。还有旧市场和出售一切的商店。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样哈米德就可以继续他的金融业务，而且他还在大学做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等待分娩。和许多新妈妈一样，我也很紧张。我不知道分娩时会发生什么，只知道会疼。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所以我宁愿在家分娩，也不愿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看起来很奇怪，垫子薄如纸。
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于1998年7月8日，那天我被邀请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我很不舒服，食物也没碰，下午3点多，我回到家，晚上10点，小天使出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一个女医生朋友接生了，没有给我做任何止痛措施，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人都希望女人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但我不在乎宝宝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宝宝出生后，送去洗身体，裹着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随后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社会，分娩时通常不允许男性在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额头上的汗水，小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个女儿"他并不介意我没有给他生儿子，宝宝重4.5公斤，完全符合标准，夫妻俩高兴得合不拢嘴，女儿和哈米德一样，有着浓密的黑发。
在我出生后的几天里，我和其他所有的新妈妈一样，拼命地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疲惫的不眠之夜。我真的为此投入了很多心思。看着她那渺小的身躯，我真诚地祈祷她生活的世界，她生活的阿富汗，会越来越好，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被歧视和憎恨。把她抱在怀里，把她按在胸前，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什么都不重要。我自己的衣着，相貌，微不足道的私欲，都不算什么。
……
法齐娅·库菲。（图片来源：法齐娅·库菲个人网站）
沙赫扎德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生活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似曾相识的恶心感又来了——我又怀孕了，这真的让我措手不及，因为我不想这么快就再生一个。学校事业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他们想要的生活，我真的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生一个孩子。
哈米德允许我打掉孩子。堕胎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也是如此），但当时医院的医生都愿意给孕妇打掉。于是我去找医生，看到了各种打胎用的抽吸机。我怕机器会对内脏造成损伤，所以医生建议我注射打胎。我不知道药里有什么成分，但我还是同意他们在我的手臂上注射一针。但他们还没打完针，我就慌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跳了起来，大声说："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要生孩子。"
我以为打针起作用了，我双手紧紧捂着肚子，和里面的胎儿说话，希望她能活下来，向她道歉，就像当年的妈妈一样，我不想要孩子，但转眼间，我希望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能救她。
当时哈米德正在家里和我的姐妹们争论，她们听说我要去堕胎时非常震惊，大声喊叫说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她们是对的。现在我回头看，不得不承认我也后悔当初的决定，尽管在那种情况下，我真的不能一下子对付两个孩子。哈米德理解我，所以他理解我的困难，毫不犹豫地支持我。
当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姐姐还在我家，和哈米德商量着，他们看到我没有打掉孩子欣喜若狂，但同时又对我流产的想法非常厌恶，几乎没有看我一眼，哈米德把我抱在怀里，轻声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不知道他做的对不对，但现在，我也知道，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我未出世的孩子的错，我的责任是做她的好妈妈。
舒拉现在知道了事情的始末，我妹妹6岁的时候就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她，有时还会拿这件事取笑我，如果我惹恼了她或者让她打扫房间，她就会双手叉腰大胆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调皮的神情，说："妈妈，你想打掉我是不是，"她当然知道我这么说会有负罪感，她就不用打扫房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护婴儿，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辛苦。给Shahazad喂奶已经让我很累了。此外，我还得从早上八点一直站着讲课到下午五点。此外，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他们已经控制了与巴达赫尚省交界的岐山。大家都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攻击法扎巴德。如果他们真的攻击，我和哈米德将决定逃往山区，回到我父亲的家乡库夫。
有一次，塔利班来到了离我们不到25公里的地方。站在学校外面，我听到了熟悉的重炮炮火声，看到城里的人爬上卡车，和游击队一起志愿与塔利班作战。游击队忠于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我没有要求他去。他是老师，不是战士——他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枪支。而且，他很虚弱，没有抵抗敌人的能力。那天，许多年轻人上了卡车，进入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设法将塔利班拒之门外，并成功击败了他们。
舒拉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有了她。我姐姐的一个女医生朋友在那里，哈米德在门外等着。这次他想要一个男孩。我已经生了一个女儿，所以这次我真的应该给他生一个男孩。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文化都希望我生一个男孩。
但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的二女儿舒拉，大声尖叫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很小，满脸通红，体重只有2.5公斤，这有点太轻了。看到她，我想到了我出生时人们对我的看法。我被形容得像老鼠一样丑，舒拉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有皱巴巴的皮肤，没有头发，脸红红的，哭个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爱。那种爱是如此强烈，甚至让我的胸膛都要炸裂了。她是我的女儿。她差点生不出来，差点被我害死，然而就在这时，她活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哭着哭着，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欣喜若狂，但哈米德不是。这是阿富汗，在这里，即使是最开明、最前卫的人也逃不过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按照这个传统，我没有给他生儿子是作为妻子最大的失败。这一次，各种流言蜚语和冷嘲热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我想应该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这两万美元不值得。也许这些年他听到了这么多针对自己的笑话，他已经深深伤透了心。
整整九个小时他都没有来看我。我靠在枕头上抱着舒拉，等着他，只是想知道他会去哪里。舒拉太小了，她穿着襁褓几乎看不见，我甚至不能好好抱着她。
哈米德终于来了，舒拉正睡在我旁边的小摇篮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沙哈扎德出生时，他兴奋地冲进房间，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婴儿。这一次，他不再对我说任何甜言蜜语或安慰的话。他愤怒的脸说明了一切。他看着摇篮，终于设法向他熟睡的女儿挤出一个微笑。舒拉是阿富汗的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发现很难原谅舒拉出生那天哈米德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假装和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的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现出那种样子。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他也经常以勇敢面对流言蜚语和家庭制度为荣。也许我对他期望太高了，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比失望。他的咳嗽让我和我的孩子彻夜难眠，所以我带着女儿去了另一个房间，这也标志着我们身体关系的结束。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清楚，哈米德还是一个伟大而善良的父亲，他深爱着两个女儿，从不掩饰对她们的爱，如果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他还在生气，他也绝不会表现给女儿看，至少在这方面我由衷地感谢他。
原文作者 | [阿富汗]法齐娅·库菲
语录网网友观点：每一个不能理解阿富汗女性悲惨命运的人，我也不能理解你们。
这只说明阿富汗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但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用武力强输西方那一套。
为美国价值观进行宣传…请问新京报?美国为什么失败阿富汗?…,没有人慨叹自己不是生在和平年代而是生在和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