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十岁的人了，居然还能上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这张薄薄纸上印的铅字。 这太有点儿范进中举的劲头了。 这太有点儿象小时候听过的童话。
毕竟是真的。 生活中，也会出现童话的。 虽然，并不是时时。 但是，只要有一次，对于我们这么大年纪——青春已逝，却仍被人们称做“年轻人”的人来说，也够受用的了。 生活也总算不是老那样苛刻，对我们这十几年的颠簸生涯，总算给了一些补偿。
淑桂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一纸录取通知书在她手中颤抖，象蜂儿振动着薄薄的羽翼，她竟怎么也拿不稳了。 看她高兴的，仿佛考上大学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 只是她不善于表露。 那天晚上，她到我家来，我们俩激动得饭都没吃好。 夜色很美，星星很亮，好象也很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好几颗。 她坐在床头，一边替我织着毛衣，一边静静地听我说着，时时“嗯”两声，时时抬起眼睛望望我。 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她的激动。 星光月色在她的眼睛里辉映，那里有两个月亮和无数颗星星在闪光。
“高兴吗？ ”我坐在她的身边，扳着她的肩头。
“嗯。 ”她的毛衣针还在动。
“总算熬到头了！ ”
“嗯！ ”
“想想在北大荒，想想回北京这两年，多惨呀！ ”
“嗯！ ”
“我们先不要结婚好吗？ 四年的学习，紧张不说，而且……”
“而且”什么呢？ 我一时也说不清。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对她提出了这个要求。
“嗯！ ”她依然只是这一个字，温顺地望着我。 那目光柔和得象一道道温暖的涟漪。
本来，我们早应该结婚了。 三十岁的人，已经是晚婚模范了吧？ 还拖什么呢？ 可是，怎么结呢？ 三年前，我从北大荒病退回来。 两年前，她从北大荒困退回来。 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象翻过一座喜马拉雅山了。 回来后，没有工作，待业在家。 一直到今年初，我们两人才双双被分配到一家小小的街道制刷厂工作，钱少得要命不说，连个窝都没有。 真可怜！ 说实在的，这次考大学，我憋口气，就是想跳出这个倒霉的制刷厂，改变改变自己的环境和地位。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除了是老三届，老师教的知识还是资本，别人看着多少有点儿羡慕之外，一无它长。 简直象下棋一样，就看这一步走得如何了。 没想到一步走对，满盘皆活！
这月发下那可怜的二百几十大毛工资，淑桂拿出一半，替我买了一个人造革的书包，一个塑料的活页夹子，和一个泡沫塑料的铅笔盒。 铅笔盒上画着一只奔跑的小梅花鹿和一片开着五彩斑斓的花朵的草地。
生活，为我展现的也会五彩斑斓吗？
这个学院的性格大概很孤僻吧？ 它离北京大专院校群集的西郊很远，是少有的在城内的学院之一。 而且，它也不在闹市口，偏偏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 街旁栽满了浓荫夹道的中国槐和开着红绒绒小花的合欢树。 它的性格象一个娴静的少女。 这正和我学的专业——理论数学相似，而不象工科那样生性刚强，总和高炉、工地、桥梁这些钢铁伙伴胶合在一起，也不象文科那样生性活跃，总和亚里斯多德的诗论、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罗丹的雕塑这些美妙的艺术手挽手地跳起一段节奏明快的迪斯科。
我很喜欢我们这个学院，包括她所处的地理位置。
就在我去学院报到的那一天，刚走进胡同不远，前面传来“唰——唰——”有节奏的响声。 一个清洁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长把扫帚，肩上挎着一个白铁的垃圾箱。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一点点筛下来，映得垃圾箱跳闪着光斑，直晃眼睛。
我以为我的眼睛看花了。 这个正扫地的清洁工怎么这么象雷蒙呢？ 难道命运竟会这样奇特，把我们安排在这里相逢吗？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是即将报到的大学生，一个是手持扫帚的清洁工，这不有点儿太象滑稽戏了吗？
不。 不可能。 我很快推翻了自己一瞬间的判断，彻底否定了自己眼睛的观察力。 那个清洁工已经拐进横着走向的小胡同里了。 那一闪一闪光斑随之也消失了。 那有节奏的“唰——唰——”的响声也消失了。
胡同里，密密的树荫匝地，又静谧得象一片深绿色的湖泊。 几片合欢花飘飘悠悠，小降落伞一般飘了下来，象荡在湖面上轻悠悠的小船……
怎么会是他呢？ 他雷蒙在北大荒是个显赫的风云人物，堂堂的七星河农场的副场长，掌管着近万人口的生杀大权和上千顷土地的耕种收割呢！ 怎么会跑到北京一条胡同里扫大街？ 笑话！
想起他，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为什么今天我偏偏想起了他呢？ 潜意识？ 下意识？ 大脑皮层某一处记忆细胞受到了生物电的感应？ ……啊！ 象北大荒那飘筏甸子里淤积了多年的深深的水草，突然又冒着泡泡，飘浮上水面，要见见太阳……
我和雷蒙曾经是一对好朋友。 高一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还没有入团。 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话剧队，整天迷上了排戏。 《雷锋少年时代》呀，《一百分不算满分》呀，《白雪公主》呀……戏演得不错，挺受老师、同学和家长们的欢迎。 就是一到讨论发展团员对象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当他的入团介绍人。 都说他太疯，不踏实。 好朋友嘛，我主动当了他的介绍人。
入团了。 我们俩高兴地跑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团徽，照了一张三寸合影。
“文化大革命”了。 我们都是学校第一批老红卫兵。 有一天晚上，他穿着一身绿军装，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到我家找我。 那时候，这一身装束最时髦哩。 我也是呀！
他显得挺难受地对我说：“今天，我用这皮带打了人！ ”
“什么？ ”
我惊讶了。 其实，那时红卫兵打人算什么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绘画绣花嘛……可是，我还是惊讶了。 我不相信他会打人，正象我相信自己决不会打人一样。
“你知道我打了谁吗？ ”
“谁？ ”
“淑桂！ ”
淑桂那时也是我们班里的同学，她家出身资本家。 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
我们谁也不再说话了。 他知道我和淑桂挺要好的。 淑桂曾经偷偷送给我一只笔帽是个花猫脑袋的钢笔。 他见过。
“你知道，刚开始，我也下不去手……”他抬起头，说道。 他忍受不了这难堪的沉默。 “可是，那么些眼睛都盯着你，就看你敢不敢下手。 这是革命的考验呀！ 还有什么比革命更神圣、更重要的呢？ 为了实现世界一片红，我们要斩断私情。 就象保尔对待冬妮娅一样。 我想，这对你，比对我更是一场考验……”
他激动地讲着。 我望见他那一双眼睛里充满的是真诚。 那是因为我的眼睛里充满的也是真诚。 他的话象火，燃着了我的心。 我不仅原谅了他，而且一下子和他站在一起了。 “革命”，神圣的“革命”呀！
那时候，我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是年轻的。 那时候，老将军们都懵头转向了。 那时候，是一片红海洋……
我和雷蒙是第一批报名来到北大荒的。 在北京站，许多同学赶来为我们送行。 我的眼睛在四处张望。 我盼望着在这群送行人中，能够出现一个人的身影。 可是，没有。 最后一遍铃声响了，火车头拉响汽笛了，一直到车轰隆隆驶动了，她没有来。 淑桂！ 我只能在心中轻轻呼唤着。 她因出身问题，没有被批准到北大荒。
在佳木斯下火车时，还没有走出车厢，我和雷蒙都惊呆了。 从车厢厕所里走出来淑桂。 她是偷偷藏在厕所里跟着来的。 整整一天一夜的路程啊！ 她垂下头，谁也不看，只看自己的鞋尖，仿佛犯了多少错误，在等候受审。 来接我们的农场同志感动了，破格收留了她。 她的头才抬了起来。 我看见她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 她干干地张着嘴，还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扑咚”一下，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 一天一夜连饿带累，她倒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上……
清澈透明的七星河！ 河里游着鱼，河面上飞翔着白天鹅、灰雁和长脖老等。 南岸，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清幽幽、湿漉漉的风吹得连天碧草泛起一层层绿浪。 北岸，是长势正旺的麦田。 暖风正在金色的地毯上打着滚儿，飘向远方，追逐着地平线上的云朵……这就是北大荒！ 这就是七星河农场！ 这就是我们决心把青春以至生命都贡献给它的边疆大地！
进场头一天晚上，我、雷蒙、淑桂先写下了一封血书：扎根边疆干革命，风吹浪打志不移。 第二天，向农场党委表示了我们的决心。
我们三个人都被分配上了机务组。 当我和雷蒙头一次驾驶着收割机，收割那一片平铺天边的金色小麦的时候，雷蒙高兴得朗诵起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来了——
“啊，南方，桃花； 北方，雪花……
啊，南方，稻浪； 北方，麦浪……”
那哗哗的麦浪应合着，仿佛在为他鼓掌。
“嘿！ 明明，你快看呀……”
收割机突然停下了，准备抹头拐弯。 前面明晃晃一片。 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亮，在四周一片金色麦海中，象是谁在那里放了一面无比硕大的神奇的魔镜。 我们都惊奇地叫了起来。
老师傅笑着告诉我们：“那是水泡子！ ”
平淡的水泡子，在我们的眼里也有绚丽的光彩。 雷蒙一步先跳下康拜，向水泡子跑去。 他在草丛中发现一堆蛋壳泛青的大雁蛋，高兴地脱下衣服，把这些大雁蛋统统包了起来，捧着回来，一边跑，一边冲我大声喊着：“快看！ 快看呀！ ……”根本不顾水泡子的水打湿了裤脚，水草牵惹着裤腿。
我也跳下了车，兴奋得象个孩子，惹得车上的老师傅都笑了。
“哈哈！ 你看……”他把衣服放在地上，指着大雁蛋对我叫道。
啊！ 竟然有一个小雁啄破了蛋壳，露出了毛绒绒的小脑袋，正用一双惊奇的眼睛望着我们这一对新北大荒人……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热情，又是多么亲密呀！ 那只小雁，我们居然把它喂养大了，能够蹒跚地走路了呢。 一直到它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在我们出工翻地的一天上午，它飞走了，飞到七星河边那一片茂密的草丛中了……
飞走了！ 飞走了！ 一切，都飞走了！ 飞得无影无踪！ 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慷慨的誓言、血书，美好的回忆、友情，连同雷蒙自己。 说实在的，这几年，雷蒙早已经在我的心头上抹去了，那么今天他怎么会象飞去的鸟儿一样，带着往昔的光彩和声音，又飞了回来呢？
2
其实，我早就看出他来了。 而且，我早已经耳闻，他考上了大学。 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不信呢。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竟这样巧，居然险些和他打个照面。 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他章明明是考上了大学。 生活，有时候真是太残酷了，竟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配着人的命运。 他考上了大学，我却在扫马路！ 这真象绘画中冷暖色调的对比，摄影中黑白显影的反差； 象北大荒七星河北岸那丰收的田野和南岸那撂荒的荒地……
亏了他没有认出我来。 亏了我没有见他，及时拐了弯。 我有什么脸面呢？ 见了他，又能讲些什么呢？ 忏悔？ 内疚？ 掉几滴后悔的眼泪？ 算了！ 现在，他不需要！ 我也不必要！ 既然生活无情地惩罚了我，这一杯苦酒就让我自己默默地吞尽吧！
晚上，我跑到我们环卫局清洁队旁边的一家小酒铺，要了二两二锅头，两毛钱粉肠，两毛钱花生仁，独斟独饮起来。 这是一家窄小的酒铺，酒和菜都是粗劣的，酒盅黑乎乎，象上了一层黑釉。 现在，我居然潦倒成了孔乙己！ 想想，一种酸溜溜的凄楚感觉拱出心头，涌上鼻尖。 当初，在北大荒，自己好孬是七星河农场的一个副场长哩，大小宴会吃过多少？ 就是到一个普通的生产连队，条件再艰苦，吃的也决不会象眼下这般寒酸呀！ 我就是在那一次次频频交杯中学会了喝酒，增大了酒量。 现在，我自己怎么居然能坐在这拥挤、肮脏的小酒馆里呢？ 周围散发着蹬三轮平板的、扛大个儿的工人们的汗腥味儿，和两毛多钱一盒劣等烟草的燎人味儿……咳！ 还说什么呢？ 自己不是和他们一样吗？ 扫马路的……
“小伙子，怎么一个人喝呀？ ”
一个醉鬼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坐在了我的身边。 一只手纹里嵌满煤黑的大手握着一瓶衡水老白干，也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就往我的酒杯里倒酒。 咕咕咕，倒满了，他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一个人！ 准是和我一个样，又遇着不顺心的事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事……”
他知道我的心事？ 我的心事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见到了章明明，我一下象受了惊的小马驹，烦恼和苦楚竟象云彩一样，久久也散不去呢？ 他知道？ 他知道个屁！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推开了酒杯。
“别客气，喝吧！ 喝吧！ 一醉解千愁……”他把杯子又推了过来，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冲着我，然后自己仰脖咕咚咚一杯灌进肚。
喝！ 喝！ 借酒浇愁吧……
这一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怎么也睡不着。 章明明的影子怎么推也推不开……
章明明和茅淑桂早就相爱了，我又不是不知道。 茅淑桂藏在火车上的厕所偷偷来到北大荒，一半就是为了他章明明呀！ 我为什么要伤害他们，伤害他们刚刚发展起来的娇嫩的爱情？ 年轻，并不是一个占便宜的名词。 如果，人一出生，过了童年、少年，一下子就蹦到成年该多好。 那样，也许我会成熟些，避免了青年时代的许多苦恼和错误！
那一年，开发七星河南岸那片荒原，我、章明明、茅淑桂都去了。 我被任命为青年开荒突击队的队长。 一面呼啦啦的大红旗，我扛着它，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头。
“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 ”
“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 ”
出发那一天的誓师大会上，我走上台，对着麦克风，当着全农场近万名职工、知青，发了言，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们每个人的胸脯上挂着一朵大红花，浩浩荡荡出发了。 前面是十几台“东方红54”带路，后面是几台“斯大林100”拉着雪白雪白的白桦木爬犁，最前面是那面红旗在猎猎翻卷……一队长龙驰过七星河上新修的水泥桥的时候，那雄壮豪放的气派，真有些象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呢！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年轻！
两年以后，荒地开发出来了。 第一批大豆种子播下去，我、章明明和茅淑桂天天要跑到地头去看，怎么还不发芽呢？ 等不及了，就用手扒开土，看看里面的种子咧嘴没有……终于，绿茸茸的小芽拱出地面……
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老场长到我们开荒队视察来了。 开荒地头，马达隆隆响着，一台拖拉机趴窝不动，老场长对我顿时发起脾气：“这是谁开的车？ 怎么不动了？ ”
我没敢说话。 那是章明明和茅淑桂的车。 他们自己要求到一个车组的。 我担心他们会忍耐不住，干出些什么丢人的事。
“走，过去看看！ ”场长对我说道。
我们走近拖拉机的时候，章明明和茅淑桂还没有发现呢。 他们正在驾驶楼里接吻呢。
天呀！ 这还了得！ 那时候，这个“吻”字，连说都不能说出口呀，岂能够干出来！ 这无疑于跟“资产阶级”同义语。 这是和我们来时“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的誓言背道而驰的。 搞对象和结婚，其实还有远远一段距离呢。 可是，那时，我们完全混淆了这两个词的界限。
当我和场长出现在驾驶楼前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尴尬的场面呀！
更让场长生气的是，当章明明和茅淑桂从驾驶楼里仓惶地跳下地时，把座位上一个大卷心菜带了下来，正好砸在场长的脚面上。
“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
场长生气地一踢卷心菜，卷心菜咕噜咕噜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啪”地裂开两瓣，从菜心里滚出一个通红通红的国光苹果。 卷心菜中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用刀横劈了一条缝。
“你们变的什么戏法？ ”
场长更气了，睁大一双奇怪的眼睛。
他俩垂着头，一言不发，脸涨得通红，象眼前的苹果。 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象两只被暴雨淋得浑身精湿的小鸟。
只有我最清楚这卷心菜里的苹果是怎么回事。 这还是我发明出来的一种保存苹果的方法呢。
那是刚到北大荒那年的春节前夕。 我和章明明往佳木斯送粮，买了点苹果放在书包里，准备回来好好聚会一下，庆祝我们到边疆后的第一个春节。 我们的豆油有的是。 茅淑桂的拔丝苹果是拿手好戏哩。 四周是冬天一片皑皑的冰雪，在宴席的桌上，摆上几个红彤彤的苹果，该是多么喜兴呀！ 坐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工夫，回到家，打开书包一看，苹果全冻烂了。 气得我们这通骂！
第二年秋天，苹果刚刚下树，正是卷心菜长叶包心的时候。 我想出了这个办法，把苹果放进菜心里。 等卷心菜用一层层菜叶把苹果包起来，隔绝了空气，等于一个绿色的小仓库呢。 一直放到冬天，就是到了第二年开春，切开卷心菜，那里面藏着的苹果照样红润润、水灵灵！
我把这个绝妙的方法告诉给章明明的时候，高兴得他一拍我的肩膀：“有你的！ 你的脑瓜就是比我的好使！ ”
我们俩切开几个卷心菜，掏出菜心里的苹果，美滋滋地嚼着的时候，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甜味。 似乎比北京城所有水果商店卖的苹果都要甜。
这以后的年年春节，我们保存的苹果不仅出现在我们聚会的宴席上，而且，不胫而走。 这个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一下子象风一样在整个农场吹遍了。 许多队的宴席上都出现了苹果。 连我们的老场长也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不少苹果呢。 开会时，他特意把我叫到他身边，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干！ 小伙子是块好材料！ ”我在老场长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通过卷心菜藏苹果哩。
现在，卷心菜里的苹果成了爱情的桥梁。
在场长的眼睛里，它成了罪恶的象征。
“给我开他们俩人的批判会！ ”
场长临离开荒队的时候，这样严厉地吩咐着我。 这无异于一道命令。
场部为此专发了一个通报，要在全场开展一场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的运动。 并且把我专门叫到场部，场长又一次对我讲着这次运动的重要意义：“就从章明明和茅淑桂的事情抓起。 不要小瞧这事，它直接影响我们建设边疆的事业！ 你提的响亮口号：‘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要坚持！ 我听说了，原先你和章明明关系不错，要不讲情面。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 ”
是啊！ 又是一次考验！ 人的一生该有多少次考验呀！
我回开荒队了。 主持开展了这次“夺人夺魂”的运动。 连人带魂一起夺，多么惊心动魄呀！ 第一炮，在全队大会上点名批判了章明明和茅淑桂，并责成他们俩人写出书面检查。 当他们俩人把检查交给我的时候，茅淑桂垂着头，恨不得象鸵鸟把头埋在地里。 章明明望望我，想说什么，只是蠕动了一下嘴唇，没有说出来。 我感到他的目光是火辣辣的。 第一次，我感到那目光陌生了。
“这是组织上对你们思想上的一次挽救。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立下过的誓言，‘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 ’‘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 ’我们来北大荒是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不是为了搞对象的！ 个人的感情是脆弱的，和我们伟大的事业相比，是渺小的。 卓娅说过：‘为个人活着，是渺小的。 为家庭活着，是动物的自私。 ’我们都要警惕资产阶级个人感情的侵袭。 今晚，全队开批判会，你们要正确对待。 ”
我这样对他们说了一长串话。 我觉得我完全是出于一片真心。 当时，我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谁也不讲话。
沉默半天，章明明突然问我：“你讲完了吗？ ”
“讲完了，希望你能认真考虑。 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帮助。 ……”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扭头一摔门走了。 “砰”，门框直晃，响声久久没有散去。 茅淑桂望着我，没讲话，垂下头，悄悄地走出了门，轻得象一片云。
这天晚上，开批判会时，全队的人员都到齐了，唯独他们俩人哪里也找不到了。
我到章明明的宿舍查看时，只见他的箱子翻得乱七八糟，床也掀得一塌糊涂，地上零乱地堆放着废纸、脏衣服和一双破烂的大头鞋，墙角堆着几棵圆鼓鼓的大头菜。 我知道，那里面包藏着一只只红苹果。 那是去年秋天，卷心菜长叶时，我们俩人一起把苹果包在里面的……
他们俩人逃走了。
能逃到哪儿去呢？ 是的，是我领着全队人马，开着几台拖拉机追他们去了。 车灯象探照灯在荒原上肆无忌惮地横扫，隆隆的马达声象响着雷鸣电吼，整个七星河南岸闹得人仰马翻。 藏在河边草丛中的野鸭、灰鹤扑棱棱地拍着翅膀，惶惶地飞在河的上空，凄凉地叫着……
也许，一切做得太过分了。 可是，当时，我完全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的战斗呀！ 是的，我是把它当做一场仗来打的。 战斗！ 这是多么神圣而严肃的字眼。
那一次，我们几台拖拉机废了多少柴油？ 出动的人马又消耗了多少时间？ 不是为了开荒，不是为了播种，更不是为了收获！ 追到七星河的桥头，当章明明和茅淑桂一身泥巴，瑟缩地站在强烈的拖拉机灯光的光柱中，我想到这些了吗？ 没有。 我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象在战场上捉到了两个逃兵。
这无形中加重了章明明和茅淑桂的过错。 他们分别被记了一次大过，从青年开荒突击队中被清除了出去，发配进完达山伐木。 其实，如果是一般进山伐木，也是一件好事。 可惜，他们是随农场的五类分子以及几个生活腐化堕落的坏分子一起进山的。
章明明提着行李从宿舍里出来，准备走向进山的爬犁时，突然拐了一个弯，朝我的办公室走来。 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 思想上批评要严，但他如果真能认识自己的过错，组织上处理可以从宽，我还可以向场部进一步反映。 当时，我希望他能这样。
他走到我的面前，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片片。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高中我入团时，我们俩人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合影。 我们来北大荒时，每人都把这象征着友谊的照片带来了。 我不知道此刻他拿出来要干什么？
“嚓”！ “嚓”！ 他把照片撕成碎片，扔在我的脚下。 什么话也没说，扭头走向爬犁。
爬犁贴着地面飞走了。 照片的碎片被一阵风吹起来，飞旋着，很快就吹得无影无踪……
“夺人夺魂”的运动结束了。 我在这次运动中入了党。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被调到场部当了政治部副主任。
当然，章明明一定这样认为，我是踩着他的肩膀，当上官的。 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能当上政治部的副主任。 我完全是为了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是为了革命，为了建设北大荒呀！ 愿望是真诚的、善良的，可是行动却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呀！ 过去的学校教育给我的是单线条的思想，是用水彩涂抹成的理想画面，是连接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定理。 许多事情，只有当回过头看时，才会看清楚。 看清楚我们自己走的脚印，看清楚我们走的并不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的直线，而是走了多么曲折的路线。 当时，谁能看清楚？ 也许，有人看清楚了。 我没有。 我自以为看清楚了，其实，我看见的不过是一幅狂热的印象派画面。 以为是在挽救他们，实际是伤害了他们呀……
第二天早晨，我找到清洁队那位扫了二十多年马路的老队长：“我想换地段扫。 ”
“为什么？ ”老队长正吃早点，白乎乎的豆浆粘在黑森森的胡子茬上。
为什么？ 我怎么回答呢？ 说我见到了章明明？ 说我没有脸面再见到他，想避开他？ 尤其是不愿意在他上学的学院墙外的那条街上，我穿着工作服，拿着扫帚扫地，他戴着校徽，捧着书本出校门时，双方以这种不同的装束和姿态见面？ ……
老队长哪里理解我的心情？ 他没下过乡。 他没到过北大荒。 他没有我们那狂热的旋风般的青年时代。
“不行！ 清扫地段分好了，都要换，还不乱了套？ ”他说得很坚决。 碗里的豆浆喝光了。 没有一点儿余地。
“那么……我能不能换一下，上……夜班？ ”
“那可以考虑。 ”老队长哈哈笑起来，“我理解你的心思。 三十好几了，大白天扫马路，怕见熟人，尤其是怕见对象……”
当天晚上，我改上夜班，负责倒学院前面几条胡同的垃圾。 学院的墙外面就有两个绿色的垃圾筒。
3
真的是他！
我没想到，报到头一天见到的那个扫马路的真的是雷蒙。
冤家路窄！ 这一天，我们终于又见了面，说了话。 就在学院的墙外边。
是晚上。 我和同学们正从大华电影院看完一场新上演的美国电影《猜一猜，谁来吃晚餐》。 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学院办公室大楼已经黑洞洞，在夜的怀抱中睡着了。 只有办公楼后面远远的地方还朦胧地闪着桔黄色的灯光。 那是校园深处我们的宿舍。 学院墙外边这一节路上一盏路灯不知什么时候坏了，胡同一下子显得黑黝黝。 密密的树影飘动着，更增加一种幽深的感觉。
我走得挺快，想快点儿回宿舍，再做几道微积分的习题。 忽然，脚底下被什么东西一绊，“砰”地摔倒了，倒在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上。 啊，是人！
“哎呀！ 真对不起！ ”那人连忙站起来，扶起了我，收起横在前面的一把铁锨。 显然，刚才是铁锨绊倒了我。
等我们都站定，四目相对的时候，都惊呆了。 他就是雷蒙。 他的身后是两个绿色的垃圾筒。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
沉默了许久，我先开了口。 内心升起一种骄傲的情绪。 说实在的，我有点幸灾乐祸，象站在高处的山顶望着下面蚂蚁小的人群。 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有权利嘲讽、讥笑他一下！ 他原来在北大荒平步青云、雄姿勃发的劲头哪儿去了呢？ 他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什么“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 ”“不把边疆建设好决不结婚”吗？ 一个堂堂的农场副场长，大小是位县团级干部哩，今天怎么竟沦落到这种地步，跑到这儿倒垃圾？ 这是命运给予他应有的惩罚。 自作自受！ 活该！
“真巧，你就在这儿倒垃圾吗？ 我就在这个学院上学！ ”我对他说，心中不无得意。
“我知道。 听说了。 ”
他知道！ 听说了！ 更好！
“运垃圾的汽车装满开走了，呆会儿再回来，我倚在这儿，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在解释着。 听得出，那话底气不足，有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 至少我这样觉得。
时间，真是一个严酷的法官，能判断出我们各自的人生。 想当初，在北大荒的时候，我站在他的面前，比现在他站在我的面前还要悲惨。 我算什么？ 一个被处分、被批判、被发配进完达山伐木的农场最下等的农工。 每次见到我，他是以领导的身分来教育我的。 就是回到北京，我的面前再没有他这个梦魇一样的阴影了，可命运并没有好转。 在别人面前，我依然是个下三烂、三孙子。 没有工作，整天散逛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有了工作，在街道的小制刷厂，每天累得贼死，三十岁的人还拿十七八岁学徒工的钱，那心里又是一种什么滋味？ 跟他雷蒙现在扫马路也差不了哪儿去！
可是，我毕竟熬出来了。 几年来白天干活，做那毛森森的刷子，晚上复习功课。 点灯熬油，大病两场，终于没有白费。 淑桂和我两个人的工资，连吃饭穿衣都不够用，她却挤出一半的钱帮我买参考书，买笔，买纸，买补养身体的鸡蛋、奶粉……日子过得寒酸拮据。 几年来，从北大荒回来时穿的什么衣服，现在还是穿的什么衣服，没有添置一件新的。 走在大街上，到商店买东西，遭人家的白眼、冷遇……一切，都熬过来了！ 我毕竟考上了大学。 在人们的眼里，我毕竟成了自学成才，在逆境中奋斗出来的一个大学生了。 过去，已经成为历史。 未来，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新的世界。
现在，站在雷蒙的面前，我可以挺挺腰，舒舒气，反过头象当年他教训我一样教训教训他了。 让我来告诉他：以整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格言。 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两面历史的明镜。 有正数，有负数，先别光瞧着正数值大于负数而自鸣得意，正负相乘却成了负数，而负负相乘，却可以变成正数。 这是数学四则运算中最基本的常识……
啊！ 一瞬间，我心中翻腾着，很想给他当面来点儿难堪。
他拄着铁锨，戴着一顶落满尘土的工作帽，穿着一身小帆布的工作服，直盯盯地望着我。 大概有些惭愧了吧？
“这么晚才回来？ ”
显然，他在没话找话。 也怪可怜的。 涌在嗓子眼许多怨愤的话，真想象泉水一样喷出来，可是，真正说出口的话，却连我自己也不相信那就是我说的：
“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吧？ 到我们宿舍里喝杯咖啡吧！ ”
咖啡！ 是的，三十多岁的人上大学，尤其是学数学，够吃力的。 不得不熬夜，加班往前赶。 那些可恶的X、Y、Z……咖啡是淑桂帮我买的，速溶的。 很好，淡淡的苦味儿夹着一缕缕特殊的香味儿。 那香味儿只有在苦味之后才会慢慢品到。
他忽然抬起头望了望我，张着嘴唇想说什么，又没说出什么来。 似乎我刚才这一句普通的话象刺，触伤了他的心。 我忽然也觉得这句话怎么那么熟悉，好象以前在哪儿听到过。
他张开嘴，又要对我说什么的时候，一阵汽车喇叭声响起，两柱灯光扫过来，明晃晃地射在我们的身上，晃得眼睛一时睁不开。
他扛起铁锨，对我说了句：“谢谢了！ 车来了，该干活了！ ”说着，他快走几步，走到垃圾筒旁，和车上跳下来的几个同他一样装束的小伙子，一起准备往上倒垃圾了。 他的手刚扶着垃圾筒，回过头冲我喊了一句：“章明明，有工夫找我来吧，我们好好聊聊！ ”
他的话音是真诚的。 忽然，我有些后悔。 他已经是失败者了。 战场上，还讲究优待俘虏呢，我不该这样对待他，尤其不该说刚才那句话。 咖啡！ 请他喝咖啡，高级的，比茶还要高级的咖啡……
那一年，我整整在完达山里伐了一冬木头。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呀！ 如果是一帮知青去，有说有笑，有骂有闹，也热火些。 我们去的这一帮人无异于劳改犯。 没有人管我们的生活，只有人管我们工作的数量。 住在木刻楞里，倒不大冷，有的是松木柈子，可劲儿地烧啊。 只是山里的黑瞎子常常撞我们的门板和窗户，吓得我半宿半宿睡不安稳。 吃的是干硬干硬的馒头，冻得象冰砣砣，一口咬下去，只见几个白白的牙印。 我们点着一堆火，用一根长长的树枝子挑着馒头，再在馒头上包一层白桦树皮或干草叶子，架在火上烤。 树皮和叶子烤着了，烤煳了，馒头也烤焦了，烤热了。 喝什么？ 雪水、冰水。 烧开了，水面上飘着一层草梗和败叶，带着一股浓重的土腥味。 到春天了，冰化了，雪消了，喝水成了问题。 那帮老家伙有主意，用小刀割开桦树皮，象海南岛农场的工人割胶一样，从树皮里便会滴下清凉凉的小水珠，带着树木清新的味道……
这就是雷蒙给予我的全部生活。 一冬过去了，棉袄被树枝子刺破了，成了棉花套。 胡子、头发长长的，我完全成了一个山林中的野人。 淑桂在林子里伐木的第二个月，就一病不起。 她正赶上来“例假”，喝冰水，踩雪窝，睡冷炕，她一下子象根细弱的小草，被完达山的大烟泡连根拔起，彻底摧垮了。 我们俩人连面都见不成了。 最后为了照顾她，送她回场部给机关烧锅炉……
我更烦了！ 两地相思，还有什么心思刮胡子、剃头？ 一天到晚，听的是叮叮咚咚的砍树声，“嚓——嚓——”的锯木声，“哗——哗——”的树倒声，和“嘿哟——嘿哟”的喊山声……单调得要命。 我的心象一片荒沙丘，早就麻木了。 只是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有时想起淑桂，有时骂雷蒙，有时骂北大荒。 北大荒，当年我为什么要积极地第一个报名来到你这里？ 你就是这样迎接我，对待我吗？
就在第二年开春，北大荒又给了我一次无情的惩罚。 一次归楞，一棵重重的椴木滚下垛，砸在我的腿上。 我被送下山，送到场部的医院。 一条腿骨断了。 幸亏抢救及时，打上石膏，养了整整一春，总算又接上了骨，可以下地走路了。
淑桂常常来看我，给我捎点儿罐头，点心，也偷偷捎几本书。 那时候，看书都算犯法呢！ 雷蒙讲过：“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 ”淑桂也常常给我捎来几个红红的大苹果。 我知道，这是去年秋天卷心菜长叶的时候，她悄悄藏在菜心里，保存下来的。 雷蒙这个发明，她也学会了。
“别悲观！ 我就跟你好，看他们能怎么着！ 我就不相信他雷蒙一辈子不搞对象，不结婚！ ”淑桂削好一个苹果，递给我说。
我感动了。 拿着苹果，久久没有动，也久久没有说话。 我不知说些什么好。
“吃呀！ ”她微微笑着，轻轻推推我的手。
我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苹果。
从那时起，我就咬牙，发愤，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让雷蒙看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孬种。 “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笑得最好！ ”这是当时一句挺时髦的话。 我常常在心里念叨着，就是有劲使不出来，不知道干什么好。
“读点儿书吧！ 俗话说：艺不压身！ ”淑桂的父母都出自书香门第，是工程师。 是她鼓励了我。
我开始捡起了扔下多年的数理化。 在那寂寞的医院没事可干，这些书帮助我打发光阴。 也是这些书，今天成全了我，使我考上了大学。
麦收的时候，我出院了。 淑桂接的我，帮我拿着东西，带我到她的锅炉房里坐坐，吃午饭。 路过场部办公室的一块黑板报时，我们遇到了雷蒙。 他新近又升官了，被任命为副场长。 他正在看黑板报。 黑板报上大概写的是机关支援麦收第一线的好人好事之类吧。 淑桂拉拉我的手，想不理他，绕开他走。 谁想，他看见了我们，便打着招呼，迎面走来了。 我和淑桂都做好了思想准备，看他怎么样。 我们就是好了，而且要好到底！ 你随便说吧，批评吧，教训吧，大不了再把我扔进完达山，再伐它一冬木头，再砸断另一条腿……
他走近我们，上下打量着我。 我没给他好脸色。 他一定注意到了。 不过，他只是平淡地问了一句：“腿都好了？ ”
我没有回答。
“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吧！ ”
“谢谢！ ”
我说罢，拉着淑桂扭头便走了。 用不着他这种假慈悲。 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莫非想打一下，再揉一下，给个甜枣吃吗？ 我们不是三岁的小娃娃！
呵！ 茶！ 他要请我喝一杯茶……
历史有时竟有这样相似的时刻。 今天，当他落魄的时候，居然又遇上了我。 咖啡……我居然一报还一报，要请他喝一杯咖啡了……
4
他有权利这样对待我。
因为我曾经伤害过他。 而且，是在那样的时刻——青春的时代，爱情、生活、事业、理想……一切正在蓬勃生长的时刻。 象正在往上蹿的小树，突然被深深地砍了一刀。 那刀痕将深深地留在树的年轮上，永远不会消失。
那一年麦收时节，在场部办公室的黑板报前，我遇到了他俩，请他们进屋喝杯茶，他们竟连理也没有理我，扭头便走了。 我知道，他们还在恨我。 以为我这不过是虚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故作姿态，是对他的侮辱。
他们错了。 我并不是这样的。 我完全是真诚的。 就象当年真诚地整过他们一样。
谁能够洞察现在，又能够预测未来呢？ 谁又能够评价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批现在看来狂热而幼稚，当时却是异常纯真而诚挚的知识青年的过与功，非与是呢？ 谁又不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和错误面前，渐渐地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学得聪明起来了呢？ ……
章明明从那时到现在，都把我看成了一成不变的，象冥顽不化的一块石头。
石头，也有崩碎的时候呀。 纵使是座山峰吧，有时也会崩碎下来形成泥石流……
我们亲手开发出来的七星河南岸的荒地，播下了种，长出了苗，结出了大豆的豆荚。 那时候，我曾经组织起一支文艺宣传队，编节目，在全农场演出了不知多少场呢。 我们唱，我们跳，我们憧憬未来……
头一年，收成和种子平衡，这算不得胜利，毕竟是个成功。 这是在一片沉睡了几千年的荒草甸子上的收获呀！ 据说，当年小日本闯进这片荒原，也想种庄稼，不仅庄稼没有种成，连人带车都陷进飘筏甸子，差点儿没上来呢……我们，当然算是成功了！
第二年春播过后，场部又要我组织文艺宣传队，到省里参加文艺会演。 这是给我们七星河农场，也是给整个北大荒壮声威，扬名声哩。
就在省里会演结束，回农场到各队汇报演出的时候，我又处理了一场爱情风波。
宣传队里有一个最小的姑娘，叫凤娟，才十八岁，是我们老场长的千金，能歌善舞，是宣传队的台柱子。 我很欣赏她的才能。 如果能好好培养她，准错不了。
“副场长，你是从北京来的。 你说我将来能当个演员吗？ 不是象现在这样，是正式的，行吗？ ”
她常常问我。 她知道我以前在学校时演过戏，大概以为我一定见多识广，能掐会算吧？ 我和她爸爸很熟，她和我也无拘无束。
“行呀！ 怎么不行？ ”
“可惜，我生在北大荒，长在北大荒……”
“也不能这么说！ 北大荒是片沃土，能长出好庄稼，照样也能成长起人材！ ”
她听了我的话，总是显得特别高兴，一蹦三跳地跑走了。
过了几天，演出结束，总结休整的时候，时间空余，没事了，她又跑来找我，又是这样一番话。 她是个很可爱、天真的小姑娘。
我们熟了起来。 老场长见了我，常常说：“我家凤娟常夸你呢！ 没想到你文武双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算我眼光没看错！ ”
有一天黄昏，宣传队休息，我到场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刚一进屋，我惊呆了。 我以为我走错了房间。 单身汉的房子，北大荒老人们称为“跑腿的窝棚”，要多乱有多乱，而且多少以这种脏乱而自豪呢，似乎那才具有男子汉的气概，才具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呢……眼前，一切归置得这样干净、整齐，平常堆在床头的烂布鞋、脏大头鞋、破棉靰鞡，统统按大小个码好，整齐地摆在床下，上面还盖着一层报纸。 平常揉得皱皱巴巴，褶子象地里的犁沟的床单，和东倒西歪的被子，被铺得平平展展，放得四四方方。 平常乱放一气的报纸、水杯、暖瓶，被一一叠好，放好，在桌上摆下一个个整齐的图案……更使我兴奋的是床上摆着一个玻璃罐头瓶子，里面盛满清水，水中插放着一束野花，红红的达紫香，蓝蓝的野百合，黄黄的野蔷薇……小小的屋子弥漫着一股清香，仿佛北大荒那开遍花朵的草地上一下子蹦进了这个小小的屋子里。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只觉得心房里充溢着花香。
谁干的呢？
我的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 回头一看，是凤娟。
“副场长！ 您的窝，我给整了整。 您堂堂一个大场长，别弄得太窝囊了呀！ ”
是她干的。 晚霞的余晖正流泻在她的肩头，给她全身镀上一层金灿灿的光环。 我的心蓦地一动，象唤醒了什么东西，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咯咯笑着跑走了，身影消失在晚霞飘散的原野里。 我望着她的背影，久久没有动窝。
我很快便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怎么可以萌动出这样的感情呢？ 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趁着还没有打蔓，赶紧掐尖。
就在宣传队解散，各自要回原单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宣传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哈尔滨知青爱上了凤娟。 每次演出结束，他都要陪着凤娟一起卸装，帮助她拿东西，送她回宿舍。 宣传队里早就开始议论纷纷了，只是我最近才注意到。 近来，我仿佛一下子变得敏感了，因为我的眼光也时时在追踪着凤娟的身影。
我找到手风琴手，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搞的是宣传队，不是搞对象！ ”
他垂下头不说话。
“你知道，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忘了我们前几年搞的‘夺人夺魂’运动了？ ”
他还是不说话。
“你倒是讲话呀！ ”
那一天，我为什么发了那么大的火？
他讲话了，只是一句：“我喜欢她！ ”
“喜欢？ 你配吗？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我竟暴跳如雷，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敢坦白地承认自己内心深处萌动的感情。 我只能这样地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
一切，都没有个好的结局。 这一年秋天，收成的结果比没开荒之前要惨。 收回的豆子还不够种下的。 加上消耗的人力、物力、油料……一下子亏损了几十万元。 场部再没有兴趣让我组织什么宣传队了。
第二年，又是这样的结果。 以后，连着三年都是这样的结果。 仿佛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仿佛我们的任务就是开着这几十台拖拉机，翻地、耙地，把种子撒进土里去，就算万事大吉。 简直比原始人还不如，原始人在一片蛮荒面前，还要考虑一下一石头打出去，一箭射出去，要有结果，要取得维持生命的食物呀。 我们的老场长和好些个头头们不管，也不听几位焦急的机务科、生产科的科长们一再反映。 他们不愁吃穿，亏损再多，反正不掏他们的腰包，国家照样发工资。
那一年，暴雨从七月一直下到十月，沥沥拉拉，一直接上了天上飘来的雪花。 七星河南岸的大豆颗粒无收。 第二年春天，场长下决心了：停止播种！
“怎么，撂荒？ ”
我不同意。 我找场长坚持我的意见。 我愿带领人马去接着干。 我就不相信那里会打不出粮食！
场长摆摆手：“算啦！ 还想照去年一样，亏得我们连条裤头也穿不上呀？ ”
“去年不行，今年应该更努力呀！ 我们发过誓的，不把……”
“发过誓？ ”场长笑了，“同志，现实！ 要看现实，不是光听誓言！ ”
现实是什么？ 是让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又重新荒芜吗？
这一年，七星河南岸的土地，又象以往那样长出了没人的荒草。 站在七星河边，我第一次产生了疑问和动摇。 我们把青春、誓言、热血和汗水，贡献给了这片土地，难道收获的就是这些荒草吗？ 要知道，为了这片土地，我们曾牺牲了个人多少感情！ 我甚至不遗余力地伤害过章明明和茅淑桂的爱情呀！ 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莫非一切都是零？ 莫非真象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吗？ 莫非当初我们就不该踏进这片荒原，放下那五铧犁，翻起第一条泥浪吗？
可笑的是，这一年，我们七星河农场的亏损竟一下子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场部又要我出面负责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这一扭亏为盈的可喜进步了。
我冷静了。 许多知青都冷静了。 象洪峰过后平静下来的水面……
宣传队没有组织起来，又一场运动来临了。 象当年上山下乡来的时候一样，呼啦啦，象一阵风。 现在，又呼啦啦，掀起了“返城风”。 知识青年象炒熟的豆儿，一个个蹦走了。
章明明是先走的。 他的一条腿，差点连同他的青春一起献给了北大荒。 在一摞子困退材料上盖上最后一个大印，他离开场部办公室，就再没有回头。 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他的背影。 我很想追出去，叫上他，和他彻底交心恳谈。 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走远了，从北大荒广漠的土地上消失了。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 告诉他“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我们发过誓，写过血书，说过‘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么？ 我有什么脸面再去教训他呢？ 这些空泛的话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他能相信吗？
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轻而易举地推翻自己的一个誓言，一个信念呀！ 也许，是这誓言，这信念，当初根基就不牢，就象空中的楼阁？ 不！ 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 我们的誓言和信念本身并不错。 那么，错的是什么呢？ 我回答不出。 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中。
两个月后，茅淑桂也要办困退回北京了。 大概是她的条件不够吧，场长没有批准。 我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了场长。
“场长，茅淑桂和章明明一直相爱，让她回去吧！ 成全人家一对得了！ ”
场长一定觉得我这铁杆扎根派怎么居然也动摇了，睁大一双眼睛对我说：“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能只讲感情不讲原则呢？ ”
我明白他的原则。 我变得聪明多了。
过了几天，我听说茅淑桂因为走不了，哭得死去活来。 听说，她已经和章明明发生了关系，肚子里已经怀了孕。 她想赶快回北京，把胎打了。 她不愿意呆在这里露丑。 可是，她硬挣着面子，就是不肯找我帮助她办困退。 我理解她的心情。
一天，凤娟突然悄悄地找到我：“你想帮助茅淑桂办回北京，是吗？ ”
我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 ”
她调皮地一仰脸：“我怎么就不知道？ ”
不知怎么搞的，一见到她，我总感到不大自在。 好象我做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她，心中有鬼一样。
“今晚，你到我家来一趟吧！ ”
“干嘛？ ”
“帮帮茅淑桂的忙呀！ ”
“怎么帮？ ”
她悄悄地告诉了我。
这一天晚上，我来到场长家门口。 不过，我没有直接进去，只是站在一棵大柳树的阴影里等待。 一直等到场部加工厂一个男知青提着一提包东西走进去十来分钟后，才见院门“吱扭”一声又开了。 凤娟露出秀气的脸庞，冲我招了招手。 我径直走进院子，也不敲门，一下子把屋门推开。 场长见我进来，怔住了。
桌上放着一桌东西：两瓶茅台，两条中华烟，一双皮鞋，一件的确凉衬衣……
我统统看在眼里，只是一句话没说。
那个知青见我走进来，待了一会儿，便站起身对场长说：“您和雷副场长有事，我就先走了。 我的事就拜托您二位了！ ”
“快坐吧！ ”
场长为我端茶让座。 他有些慌张，倒茶时水洒在手上。 那时候，知青刚刚开始返城，吃请受贿还没有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有事吗？ 找我？ ”他坐定后，问我。
“您看茅淑桂的事……”
他听后哈哈笑起来：“你为她的事这么上心，是不是也得到她不少好处，觉得欠了她的帐，赶紧还哟？ ”
“是的。 我是欠她，也欠章明明一笔帐！ ”我挺严肃地说。 于是，我把目光落在桌上那一桌礼物上。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他的把柄抓在我的手里，自然不好讲话了。 茅淑桂困退回京的事就这样办妥了。
走出场长家门的时候，我想，这就算我偿还了章明明和茅淑桂的那一笔帐了吗？ 不，那一笔帐，也许我是永远也还不清的。
大柳树阴影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是凤娟。 她眨着大眼睛，笑着问：“怎么样？ 马到成功吧？ ”
我也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鬼点子？ 你爸爸要知道了，不知该怎么骂你呢！ ”
“骂谁？ 喝人家知青的血才该骂呢！ ”她咯咯又笑起来，仿佛干了一件特别舒心的事。
忽然，她的笑声戛然而止，抬起头问我：“你也快要办回北京去了吧？ ”
“我？ ……”
她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心为什么又突然一动？ 我们谁也不再讲话了。 这一晚，不知是怎样分的手。 朦朦胧胧的夜色中，往宿舍走的时候，我好几次踩进道边的水洼子里，弄得鞋湿湿的……
第二天，在茅淑桂的困退材料上盖上章，在她回京的准迁证上盖上章，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谁也没有请我这样做。 茅淑桂和章明明至今也许都不知道，那是我盖上的大印，场长默许的。
哪里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行使副场长的权利，最后一次能够拿七星河农场的大印盖章。 没过多久，农场总局来了一个红头文件，要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坐火箭上来的青年干部。 不合格的一律下来。 场长把我的名字做为不合格者的第一名报了上去。
我下了台。 莫名其妙地上去，又莫名其妙地下来了。 但是，我总算明白了一些东西。
第二年刚开春，北大荒坦荡的大地上，冰雪还没有融化，我也准备回京了。 一切手续办理，场长没有设阻。 也许，他早希望我能离开北大荒，免得碍他的手脚呢。
临走的那一天早上，我谢绝了一切要为我送行的人，特意早早地起来了。 我把宿舍里堆放的那十几个卷心菜统统用刀横劈开来，那里面藏着过了一冬的红苹果。 我要把它们带走，不能让它们在我走后，随卷心菜烂掉，孤零零地烂掉。
把苹果装进了书包，提起行李回转身准备要走的时候，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凤娟，手扶着门框，一句话也没有说。 清晨的阳光分外明朗，她的背后是北大荒一望无垠的田野和田野上空那高远湛蓝的天空。 阳光把它们和她映照得那样光闪闪。 门框象一幅镜框，把它们和她都镶嵌进去，构成了一幅淡雅而开阔的画面。 我的心象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禁不住抖动起来。
沉默了许久。 我鼓足半天勇气，想说些什么，想表白、坦露一下内心深处真实的感情旋涡。 她似乎也在默默地等待，期望着她人生中最渴望得到的最珍贵的话。 北大荒的早晨真静，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风在轻轻地敲打着玻璃窗，只有一两只早起的小鸟啁啾鸣叫两声，向远处飞去……
我没有说话。 不敢。
还是她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就走吗？ ”
我点点头。
“我送送你吧！ ”
“啊，不用！ 不用！ ”
我为什么赶紧连连摇头？ 怕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敢当着她的面，说一句我的真心话？ 是的，我曾经批判过章明明和茅淑桂，自己最终也逃脱不出爱情的魔网。 是的，我曾经发过誓“不建设好边疆决不结婚”，“不把荒地全部开发出来决不回家”，可自己最终还是要灰溜溜地走了。 我怕自己的心向自己发问这一连串我无法解答的问题。
凤娟没有再问我什么，帮我提起那沉甸甸的行李，走出房门，为我送行。 我默默地在她旁边走着。 一瞬间，我发觉，在清早阳光的照耀下，她显得那么美，似乎比以前也长大了许多。
走过七星桥时，我最后一次望了望河南岸那长满了荒草的荒原。 在晨晖下，荒原在闪闪发亮。 几只灰雁和长脖老等拉长几声凄凉的鸣叫，拍打着翅膀，掠过草尖，飞在还落满皑皑积雪的七星河上。 不知怎么搞的，我流下了眼泪……
“回去吧！ ”我冲她挥挥手。
她把行李递给我，没说话，也没有走。
我扭身走了。 走了一会儿，回过头一看，她还站在那里。 我的心猛地一收缩，禁不住又跑了回去。 站在她的面前，我看见她的眼睛里也闪着泪花。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来表达表达我内心的激动感情。 忽然，我把那书包里放着的几十个苹果送给了她。
“这是北大荒的苹果……”我说不下去了。
她没说什么，接过苹果，只是沉吟了一句：“北大荒……”
啊！ 北大荒！ 我们得到过北大荒多少珍贵的东西，又失去了北大荒多少珍贵的东西！ 我们为北大荒贡献出多少，又为北大荒牺牲过多少！ ……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一个醒后叫人心酸的梦。 能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吗？ 常常不由自主地连上了，又常常不甘心就这样连在一起。 难道我们就这样用我们自己的手，轻易地否定了我们过去的一切？ 我似乎怎么也不愿意。 难道我们在北大荒这几年，真的一无所获，就象七星河南岸那片荒原一样吗？ ……
我回到了北京。 没有人承认我曾是一名县团级干部。 我依然还是一个知青。 这样倒好。 象只鸟，飞出去了，以为会鹏程万里呢，却只飞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圈，最后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忍耐不住待业的熬煎。 最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我被分配到清洁队扫马路、倒垃圾。 这就是生活给予我的酬报吗？
我曾经悲观过，消沉过。 可是，都过去了。 今天夜晚，不管怎样躲避，也躲避不了，终于和章明明相见了。 心事了结了。 我自己本身的结局，比他骂我、嘲讽我还要严酷。 他满足地走了，居然还要请我喝杯咖啡，带点儿苦味的咖啡。 多好啊！ 多妙啊！
躲避是躲避不了的。 生活！ 命运！ 一切！ 迎着头，朝前走吧。 我没有顾虑了。 我不欠谁的了。 我不必要求再换地段，换早晚班了。 干什么，什么时候干，都无所谓了。 一切，从头开始吧。 我失去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昂贵的学费，毕竟学会了那么多东西，我会变得聪明些、成熟些。 我还不老，还算年轻，今年刚刚三十一。 我愿意从头开始生活，开始一切，再给我一次机会，考验考验我的誓言和信念吧！ 当初的誓言和信念并没有完全错。 如果说，我的誓言还带有狂热、偏激和虚狂的话，那么，我的信念却是美好、纯洁和神圣的！ 别再欺侮和欺骗我们年轻人了吧！
5
现在，我倒是真想见见雷蒙了。 可是，却怎么也见不到他了。 人就是这样，想见了，却见不着了； 不想见，却一下子鬼使神差似的碰上了。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调走了，不在我们学院墙外这条胡同扫马路、倒垃圾了。
这一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这已经是三年多过去了。 是我最后一个学年。 时间过得多么快呀！ 又是冬天了。 胡同的槐树和合欢树的枝条枯枯的，清冷地梳理着寒风。 看这萧瑟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也是一个晚上。 我正和方菲从胡同口的一家夜宵店里出来。 那一晚，我陪她看的芭蕾舞《吉赛尔》。 回学院时，晚了，饿了，吃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馄饨的香味和芭蕾舞的乐曲，都还在心头萦绕。
就在学院墙外的垃圾筒旁，我见到了雷蒙。 他和几个清洁工人一起正往汽车上装垃圾。 我没有注意到他，正拉着方菲捂着嘴，快跑几步，想躲开这灰尘四扬的垃圾车呢。 他看见了我，叫了我一声：“章明明！ ”
那盏坏了的路灯早已经安好了，今年又新换的碘钨灯。 灯亮得很。 我看见他戴着一顶棉帽子，帽耳朵呼扇呼扇的，裹着一件蓝棉大衣，拄着一把铁锨，站在汽车后面，睫毛落满灰尘，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概是惊奇我怎么会这么亲密地挽着方菲的手臂吧？
“你好！ ”
我向他伸过手，握了握，然后向他和方菲分别做了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方菲。 这是雷蒙，我们曾一起在北大荒……”
似乎一切都成为了过眼烟云，什么都消失了。 我们又都成了好朋友。
其实，这不过是有礼有利有节的暂时的画面。 象春天平静的水面，激荡的水流正在薄薄的冰下奔驰呢。
“你们……”雷蒙迟疑了一下，问道。
“我们准备毕业就结婚了！ 到时候，欢迎你来吃喜糖。 ”我兴致勃勃地说。
“欢迎你来！ ”方菲矜持地说。
“这……”雷蒙一时说不出话来，两只眼睛闪着愕然的光，一张嘴张得大大的，象要说什么。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此刻，他一定想起了淑桂……
是的，淑桂。 我也常常想起她。 有时候，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马上就要毕业，我又面临着毕业分配这一关。 一关，一关，从在开荒队遭批判，完达山砸断腿，到返城、待业、分配到小制刷厂工作……要过的关怎么那么多？ 象唐僧到西天去取经，非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关卡吗？ 他取回来真经。 我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学期一开始，就传出小道消息、大道消息：今年毕业分配是三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外地，面向基层），外地的名额占去全系一半。 “难，难于‘北上天’（北京、上海、天津）！ ”已经有人编出歌在喟然长叹了。 许多同学已经开始为留在北京四下活动，开展穿梭外交了。 我是下手晚的。 不过，命运成全了我。 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方菲。
方菲这三年多来一直和我坐同桌。 似乎，只是在最近，我才发现了她。 她比我大两岁，是个老处女，人长得还算漂亮，据说眼高得很，一般人她是看不上的，高不成，低不就，才一直到了这种年龄上，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 因为她比我大着两岁，我始终把她当做大姐姐看待。 可是，爱情有时真是玄妙莫测，令人头晕眼花。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她一直悄悄地在爱着我。
这是偶然发现的。 一天晚自习，我们各自演算着习题，谁也没有理谁。 晚自习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桌边地上落着一张纸。 我以为是我掉下来的作业纸，便弯腰捡了起来，原来是一张演草纸。 一看笔迹，我认出来了，是方菲的。 再一看，我愣了。 在习题符号之间，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无数我的名字：“章明明，章明明……”我不知道这张演草纸是她故意丢给我的，还是无意扔的。 但这张草纸象闪电一样，照亮了我记忆中许多角落：好几次，她送给我芭蕾舞票，音乐会票（她喜欢音乐、舞蹈）； 好几次在食堂里吃饭，她坐在我的身边，说她不爱吃肉，把她碗里的肉统统扒拉在我的碗里； 好几次看电影，她都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回学院； 好几次她见到淑桂，在第二天碰到我时都好象漫不经心地说：“你们那位一定有病，准活不长远……”； 又有好几次，她借给我几本杂志，其中有几篇大学生相爱的小说，有一篇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为了爱情，与一个已经结婚的男同学毅然相爱……
我明白了。 也犹豫了。
“听说了吗？ 这一次分配够呛呀！ 外地的名额在增加呢……”
我的耳朵里不时传来这样越刮越厉害的风。
“怕分到外地去，要不先结婚算了！ 学院就可照顾了！ ”
淑桂好几次这样对我说。 这也是一条路子。 我也曾这样想过。
可是，那张演草纸！ 一切，也许都在那张纸上！ 我的生活又来了一个直拐弯。 我和方菲竟越陷越深。 她的芭蕾舞票、音乐会票，源源不断地包围了我。 她的音乐和数学天赋，她那张岁数大了却风韵犹存的脸，越来越吸引了我。 我又把她和淑桂做了一番可怕的比较。 当我知道不能再这样陷下去的时候，为时已经晚了。
她把我领到她家去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那是她的闺房。 家具、电视、洗衣机……一切应有尽有。
“准备了许多年，一直没有合适的。 我一直在寻找。 总算找到了！ 这里的一切，包括我，都是你的！ ”
她扑在我的怀里。
是的，这里一切用不着我来操心。 仿佛小时候听过的童话，只要闭上眼睛，吹口仙气，再睁开眼睛，什么就都有了。 再简单不过！ 我和淑桂呢？ 房子，没有。 家具，没有。 一切，要白手起家。 三十多岁的人……
方菲柔软的身体在我的怀中颤抖。 是的，她也比淑桂有魅力。
我竟又往下滑了一步。 我紧紧地拥抱了她。
“人生就是在寻找……”
“是的，寻找。 寻找什么呢？ ”
“爱情……和一切……”
这一晚，我竟没有回家。 躺在她那柔软的席梦思床上，我们交谈着……一切。 似乎我已经得到了一切。
方菲高兴了。 高兴终于把我从淑桂的手中夺到自己的手中。 “这就是爱。 爱是不顾一切的。 瞻前顾后，想这想那，不是爱。 ”她这样说。
对于我，这是爱吗？ 我不敢回答。
我更不敢回答的是：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她？ 这里有着更深一层含义。 那是因为她的父亲是我们学院的院长！ 这直接关系到我的毕业分配呀！
有时候，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我骂自己是于连·索非尔。 我不再是在北大荒时那个为了真挚爱情而敢于贡献自己一切的人了。 我变得卑琐而自私。 可是，我又实在不愿意在熬了四年大学生活之后，在自己已经不算年轻的时候，又回到小制刷厂那个卑下的环境中，和淑桂过着还是象知青一样没家没业的生活。 我更不愿意一下子便被分配到外地，诸如“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 好不容易从外地回到北京，再颠沛流离到外地？ 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勇气和热情。
当我把这一切向淑桂摊牌的时候，我想她一定会骂我、恨我，说我没良心，甚至会给我一记耳光。 我都准备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她显得出奇的平静，静得象凝结的冰。
沉默许久，她才问我：“你都想过了？ ”没等我回答，她自己答自己了，“是的，你都想过了，就这样吧！ ”说着，她转过身，扭头走了。 我看见她的双肩在急剧抖动。 她的双手捂着脸，突然跑走了。
我很想跑过去，追上她，向她忏悔，让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没有。 我禁不住诱惑。 未来，在我的面前。 我不愿意失去未来。 于是，我失去了她。 仿佛她象征着过去。 干吗要恢复原来的样子呢？ 那不就意味着走回到过去吗？ 我这样说服着自己，似乎心安理得了……
我不知道这天晚上，我是怎样离开雷蒙的。 三年前，我几次见到他时都带着一种高傲。 现在，这高傲劲似乎减少了许多。 仿佛生活又翻了一个跟头，不是他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了他什么一样。
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他说他最近到区委党校学习了一年半。 （怪不得最近一直没有见到他呢！ ）本来，区委准备留下他负责团的工作。 （他真的成了干部的材料了。 命运竟意想不到好转起来。 ）可是，他没有留在这里，还是要求回到了清洁队。
他这个人，真是！ 我为什么心里一下变得复杂难辨起来？ 不理解他，又不得不佩服他，自己又有点惭愧，甚至觉得欠他什么旧帐……
“你怎么啦？ 见到那个雷蒙，好象有点不高兴？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排队买早饭时，方菲问我。
“没有！ 没什么！ 昨晚没睡好……”我为什么要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慌张？ 我怕什么呢？ 怕丢失什么东西？ 丢失过去的，还是丢失现在的？ 啊，我最终还是怕丢失现在的。 因为，现在和将来是连得最紧的。 而过去，已经成了历史。
星期六的晚上，方菲又送我一张新上演的《祝福》芭蕾舞票。 我们一起去了。 回来时，又一起在胡同口的夜宵店里吃的馄饨。 走进胡同，走到学院外那高高的围墙下面，走到那两个绿色的垃圾筒旁，我害怕见到雷蒙了。 生活，是多么能嘲讽人呀！ 现在，轮到我害怕见雷蒙了。
幸好，那一天，我没有见到他。
6
那天晚上，他挽着那个还算漂亮的女人，临走的时候，似乎问过我一句：“你有了吗？ ”
我明白：他指的是对象。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时候，正青春年少，政治上有资本，职务上有炫耀，我没有想找一个对象。 那时候，凤娟象朵花，突然开放在我的眼前。 可是，错过了，就象匆匆擦肩一样错过了，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那时候，我把恋爱同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我把爱情同扎根边疆对立起来。 当初，我是多么可笑！ 现在，我倒是想，尤其是想一个凤娟那样的人，却找不到了。 我没有了青春，没有了资本，有的只是一个清洁工的职务。 这次党校学习结束，我本可以留在区委。 可以换换职务的，可是，我却不愿意换了。 我是多么不识抬举，不识眉眼高低呀。 我愿意这样。 好心的师傅，着急的父母，都曾介绍了好几位姑娘。 一听说我是扫马路、倒垃圾的，都摇摇头，走了，一去不返。
也许，章明明认为我这大概是得到报应吧？ 他象换衣服一样，换掉了和他相爱那么多年的茅淑桂，又换上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 他是春风得意的。 而我，活该有这样一个结局。 仿佛一切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象小说家、戏剧家早已经安排好的结尾一样。
这是不公平的。 当初，我是真诚地要献身一场伟大革命的，就象父辈们献身那场缔造我们共和国的伟大革命时一样。 可惜，这一场带引号的“革命”愚弄了我们。 我明白的时候，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应该自责。 但更应该自责的不应该是我。 不应该！ 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我不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同情吗？
我实在应该自责的，倒是自从在学院墙外见到章明明之后，内心深处涌出的一时软弱的泡沫，那种因为在地位上和他鲜明对比而引起的自卑感。 这是一种廉价的虚荣心。 如果说这些年的浮沉动荡，没有把人变得更坚强，相反更软弱了，那这一场地震般的“大革命”算是白白经历了。 这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人都能经历的呢！ 只有弱者才会在波折面前沉沦，强者自会把波折当做磨刀石，磨得更加坚强。
没有就没有吧。 没有的已经太多了。 我就不相信会永远没有。 生活绝不会拒绝一个赤诚的人。
我又象经历了一场风雨的冲洗，变得异常宁静了。 宁静得象雷雨过后湛蓝的天空。 我不祈求我的平凡而琐碎的工作能够创造什么奇迹，我也不把报纸上美化我们清洁工是“城市美容师”想象得那么美好炫目。 我只想踏踏实实地扫每一扫帚的灰尘、落叶、垃圾。 这样，总会感动上帝的。 总会对过往的行人（我不敢说对整个人民，更不敢象以前一样动不动就说“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天下三分之二受压迫的人民”……）有些益处。 也许，我想得简单了，渺小了。 可是，我觉得我变得实际了，踏实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实际、踏实、脚踏实地往前走，哪怕仅仅走了一步。
过了好几天，我在学院墙外扫地的时候，和几个从学院出来，或者是从外面回学院的大学生擦肩而过，听见他们的议论：
“章明明真行，把院长的千金拐到手了！ ”
“唉！ 还不是为了分配！ ”
“看着吧！ 分配完了！ 他们的事儿也就吹灯拔蜡！ 你信不信吧？ 他章明明……”
……
这些带刺的话是冲章明明说的。 要是在以前，在他刚刚考进大学而显得趾高气扬的时候，我一定会暗暗高兴的。 那无形中是为我出了气。 可是，现在，我心中一阵隐隐作痛。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同学，他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我还保留着当年一起合影的照片。 我们一起在北大荒贡献过青春……正象我不愿意自己由于过去而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局，我也不希望他由于今天的闪失，而在明天出现同我今天一样的结局。 他不应该给自己的青年时代留下这一抹阴影。
我替他痛心。
我鼓足勇气，装好了一肚子的话，找到了茅淑桂，希望她能再劝劝他。
“我想你肯定都知道，他不该这样……”我开诚布公地说。
茅淑桂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有些木然。 没有回答我。
“以前，你们俩人的感情，我伤害过。 今天，我想出点儿力，帮助你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种对过去错误的补救吧。 也许，这都是多余的。 你根本不愿意我来管……你还在恨……”
大概她见我说得诚恳，眼泪禁不住充溢眼眶。 她的嘴唇颤抖了好几次，才说出这样的话：“谢谢你！ 谢谢你！ ”
我不知该怎么劝慰她。 一肚子话用不上一句了。
也许，过去的被现在抹平了。 她讲话自然起来，也多了起来：“有些错误是可以弥补的，有些是没法子弥补的。 你信吗，雷蒙？ 没想到，当年，你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今天还这样珍惜。 相反，他当年那样珍惜我们的感情，为了这种感情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今天反过头却这样一刀割断了。 你说这还能弥补吗？ ”
我说不出话来。
“你信不信？ 人不是改造环境，就是被环境所改造。 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咱们所有的人，这客观环境都是平等的。 有人越学越坏，有人越学越好，有人先好后坏，有人先坏后好。 那时候，都还年轻、幼稚，现在还能说年轻幼稚吗？ 该见分晓了！ 咱们北大荒的土话是‘该揭锅了，包子有肉没肉不在褶上，看里面吧’……”
我不能说她说得没有道理。 我甚至想，她说的满有点哲理。 如果当年她考大学哲学系准行，不会比章明明差。
我这次来，没有把茅淑桂说服，相反却被她说服了。 临到送我走时，她握握我的手说：“那年，我从北大荒困退回北京的事，全亏了你的帮忙。 我早知道了，是凤娟告诉我的。 可是，我没有谢你……原谅我吧，谁都有出差错的时候！ ”
我感到她手心的温暖。 心里也暖乎乎的。
我决心再找章明明。
他和茅淑桂的事，我不能也不想再使他们破镜重圆了。 强扭的瓜不甜！ 但我想找他好好谈谈。 十几年来，自从北大荒那个春夜批判会后，我们就一直没有再好好聊过。 为了友谊吧！ 当然，更为了我们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和信念。 尽管，那誓言中有狂热的一面。 可那信念总不该才十几年便这样快地贬了值，于是，我们便需要更换我们所追求的一切，象俗话所说的，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折个，竖一个蜻蜓吧？
星期天的晚上，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学院的大门，走进它那幽深的校园。 以前，我只是在它的墙外面经过，以一个清洁工的姿态。 现在，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分。
我找到章明明的宿舍。 推开门，一股子鞋臭味、烂袜子味扑面而来。 满屋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书，挂着万国旗一样的衣裤，桌上放着暖瓶、热水杯和剩下的饭菜，墙角堆放着几个干馒头，几个空酒瓶和几听杨梅汁之类的罐头筒……这杂乱无章的劲，比我们清洁工好不到哪儿去。 唯一不同的是，墙上挂着爱因斯坦、高斯的画像和一张风景油画。 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
章明明不在。 我问：“他到哪儿去了？ ”
同宿舍一个戴眼镜的同学带有几分鄙夷不屑的口气告诉我：“他？ 你怎么到这儿找他呀？ 要找得到院长家里找呀！ ”另外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可以这样笑呢？ 难道他不是你们的同学吗？ 大学生，受的教育多，文化修养高，莫非都是这样的吗？
我受不了这种气氛。 强忍着耐心，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告辞走了出来。 刚出校门口，在学院的围墙边正巧碰见了章明明。
“明明！ ”
“哟！ 雷蒙！ ”
我们都挺高兴。 似乎都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你来找我？ ”
“是呀。 等你半天，他们说你到院长家去了……”我故意把院长两个字加重。
“今儿没有。 今儿我是找方菲，让她今晚上替我找院长再烧点儿火。 你不知道，现在快到了分配的风口浪尖上了……”
他说得很直爽。 大概是由于我主动找他来了，他以主人的身分迎接了我，显示出了热情，也显示出他几分得意。
“走吧！ 到我们宿舍再坐会儿吧！ ”他招呼我。
“咱们找个清静地方聊会儿怎么样？ ”我不再想回他们的宿舍了。
“行。 胡同口有家夜宵店。 走，我请客！ ”他挺大方地说。
我们走进夜宵店，买了两碗馄饨，几个拼盘，两升啤酒，边喝边聊起来。
“我们好长时间没能坐下来吃顿饭了！ ”我说。
“是啊！ ”他给我倒满一杯啤酒。 简短两个字，话音里充满感情。
“来找你，我犹豫了半天……”
“我理解。 最初在学院墙外边见到你，说实话，我真地骂过你，又幸灾乐祸过，你是清洁工……”
一杯酒下肚，我们彼此都谅解了。 毕竟我们长大了。
“你应该骂我！ 当初，我太左了……”
“算了！ 过去的事过去了。 再说，淑桂……事也断了……”
我的心头一震。 如果他和淑桂的事不断呢？ 他今天能原谅我吗？
“明明，你和淑桂的事，我全听说了。 ”
“我并不保密！ ”
“这事我本来不该再插嘴了。 我没有资格来谈论你们的事……”
“别这么说……”
“真的，我说的全是真心话。 你相信我吗？ 过去，我整过你们，那是出于完全的真诚； 今天我来找你，还是出于完全的真诚。 ”
他没有讲话。
杯中的啤酒的白沫被融化进黄色的液体中。 馄饨的热气也渐渐消散了。 我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也许，你不信。 可是，我觉得，真诚，可能容易受骗，但不能因为受过骗，便否认了真诚的美德。 这些年来，我们以极大的真诚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它当做运动的呀！ 今天，这场运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是非功罪，已有了结论。 可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过去统统否定啊！ ”
“我不明白，你今天找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我不想评论什么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 知青早成历史名词了。 现在，只有你——清洁工，我——大学生，没有知青！ ”
“明明！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过去，不管怎么样，走了错误的路也好，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好，我们毕竟追求过，寻找过，希望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而且是真诚地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
“革命？ 还提那场‘革命’干嘛？ ”
“那场‘革命’可以否定。 但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否定的。 为了追求它，我们付出了整个青春的代价。 今天，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个追求，而改为去追求一种更实惠、更庸俗的东西！ ”
“你是指我？ ”他手中的酒杯不动了，然后“砰”地一声放在桌上。 酒溢出了杯口，洒在桌子上。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我自己应该负责的过去的那些过错。 我们否定了过去那些应该否定的，可是却不能因此而来一个一勺子烩，一锅煮，什么理想呀，信念呀，道德呀，友情呀，爱情呀，都不要了！ 不能因此而变成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 ”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教训我的吗？ ”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是应该一起来找找教训！ 我也有这样的时候，悲观过，什么都不信了，就信自己！ 就信眼前一点最实惠，最实用的东西。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分配到清洁队的时候，就是最初在学院墙边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就曾经软弱过，消沉过。 但是，我认识到，我错了！ 这不应该就是我们的结局！ ”
他突然站了起来，说了声：“谢谢你的刺刀见红的自我解剖！ 我不需要别人的现身说法，也不需要别人的教训！ 这些年，我受到别人的教训太多了！ ”
“你怎么好这样说呢！ 坐下来谈谈！ ”
“还谈什么？ ”我还没有说完，他早已经不耐烦了，叫道：“告诉你，你已经不是副场长了，可以随便命令我。 ”
“你……你……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学生，而我只是个清洁工……我原来还想拿那张咱们一起合影的照片给你看看说说呢……”
“算啦！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说我甩掉了淑桂，找一个院长的千金，完全是为了分配，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大帽子，你可劲地扣吧！ 你有能耐再整我一回呀！ 可惜……”
“你……”我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下，“啪”地碎了。
他扭头走了。
夜宵店里的人都把注意力射在我的身上，那眼光象聚光灯。 大概以为我们喝醉了酒，在耍酒疯吧？
两升啤酒还剩下一大半，两碗馄饨一动未动……
7
在学院的墙外那条幽深的胡同，我们还常常见面，只是，再也不讲话了，似乎完全是一对陌生人。
春天到了。 胡同里的槐树、合欢树还没有长出绿叶，毕业分配迫在眉睫，用不了两三个月就要见分晓。 我没工夫再到大街上闲逛，或到剧场去看芭蕾舞、听音乐会。 雷蒙，自然我也很少碰到了。 各找各的归宿吧！ 他还在真诚地追求他那理想的革命吧。 我，却要为留在北京，分到一个好单位而做最后的冲刺。 用中国女排的话说，叫做“拼搏”。
有一天，学院门口停下一辆公安局的警车，从物理系带走一个男生。 据说，他参加了前几天一场抢劫案件。 学院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市委大学部下了通告，要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尤其是要着重做好应届毕业生的思想工作。 为此，学院特地请李燕杰给我们做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 无形中，这给我们的毕业分配加了码，对我们分配极为不利。 不少同学都在大骂物理系的那个大学生。
“哎呀！ 可不得了！ 你知道，就在学院前面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抢的东西，打的架，还出了人命呢！ 那人浑身上下被捅了十个窟窿，手中还死死攥住坏蛋的胳膊不放，一直到人们赶来，捉住了坏蛋。 他被送进了医院……”方菲吓得要命，颤颤悠悠地对我说，“以后晚上咱们也少出去，要出去也早点儿回来……”
女人嘛，就是神经过敏。
没过两天，在学院的墙外，几个清洁工人在清扫垃圾。 我忽然看到他们的胳膊上都戴了一道黑箍。 这一定不是他们某一个工人的家属死了，不，肯定是他们清洁队的职工死了，要不，怎么大家都戴黑箍？ 我有点好奇，不过，那只是一时的。 几分钟后，我就不再关心它，不再管它了，更没有去深想它了。
就在这天的下午，我接到一封公函，打开一看，我怔住了。 那是一份讣告，一张短短的信笺：
章明明同志：
您的同学雷蒙在三月二日夜，路遇抢劫集团，英勇搏斗，不幸光荣牺牲。 特通知您，盼能于三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到我处参加雷蒙同志的追悼会。
下面是清洁队的公章。
怎么？ 和抢劫犯搏斗牺牲的竟然是雷蒙！ 我的心一阵阵发抖，手中的信也在发抖。 我们毕竟是同学呀，毕竟一起在北大荒摸爬滚打了几年呀。 就在几天前，他还是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呢，怎么现在竟死去了？ 这未免太突然了！ 他连个对象还没有呢，他还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呀！
我很奇怪，清洁队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同学？
十五日那天上午，我特意到学院请了假，来到清洁队。 我还没走进礼堂，清洁队的老队长就捧着一纸包东西向我走来。 大概见我胸前的白牌牌校徽，认出我一定是章明明了吧，他把纸包交给我，对我说：“你叫章明明吧。 这是在雷蒙牺牲那天晚上，从他衣兜里发现的东西，是他准备寄给你的。 ”
我打开纸包一看：是那张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在中国照相馆的合影照片和一封信——
明明：
你好！ 也许你还在骂我，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 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别人说是最倒霉的了。 如果早出世一两年，我们也许都上了大学； 晚几年，我们也还可以占着年龄的便宜。 真的，我们却是什么便宜都不占。 我们付出的真是太多了。 可是，我有时常想，我们曾经付出的那么些代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的，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并不一致。 我们那时太年轻，太幼稚。 我们付出那么些代价，总希求得到什么的呀！ 可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就永远不会得到吗？ 我们就应该一下子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我们原来所有的人生观念，而向市侩，向世俗低头，向我们原来反对的鄙夷的人看齐吗？ 为了得到一个可怜巴巴的（比如你们毕业分配的）好工作而变成一个软骨动物吗？ 原谅我说得太刻薄了。 那么，你不觉得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是真正的一无价值了吗？
你一定还记得咱们原来七星河南岸那片荒原。 你能相信它就永远是一片荒原，就不会长出金色的小麦，摇铃的大豆来了吗？
明明，我们一起谈谈吧！ 有机会再把淑桂请上，把咱们所有在北大荒呆过的知青一起请上。
又及：我寄给你一张当年我们的合影。 底片在我这里。 我又洗了一张。 原先你的那张你已经撕了。 那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我。 希望这次，我们都保存好它，一直到底。
来信！ 来找我！ 都行。
等你！
雷蒙 三月二日
不知怎么搞的，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 三月二日就在那天夜里，他只身和一群歹徒搏斗，牺牲了。 我真后悔那天在夜宵店和他吵了起来，拂袖而走。 我为什么不多听听他的话呀！ 那熟悉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听不到了。 经历了种种波折，他居然还保存着这样的纯真和诚挚，这样的信念和追求，真是少有的！ 虽然他曾经犯过许多幼稚的不可理解的过错，可是，仅仅就这一点，他比我们所有好象并没有犯过什么过错的人还要强上百倍。 这一刹那，我的灵魂战栗了。 我深深惭愧了。
当我走进灵堂的时候，我再一次吃惊了。
灵堂四周摆放着无数花圈。 中间摆放着雷蒙的遗像，那是从我们两人的合影上截取下来，放大的。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似乎在我刚进门的时候，就一直注视着我。 不知怎么搞的，望着这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忽然想起我们刚到北大荒时，他用衣服捧着那一包大雁蛋的情景。 他笑呀，笑呀，也是这样一双明亮的眼睛。 前面站着雷蒙年老的父母，我认识。 从小，我就常到他家温习功课。 再旁边是一个哭成泪人的年轻姑娘。 雷蒙救的一定是她了。
还有一个女人背朝着我，正往遗像的前面放一个小小的竹篮。 等她放定，转过身来的时候，我怔住了：是淑桂。 我们整整有两个学期没有见面了。 她似乎消瘦、苍老了许多。 她也看见了我，望了望我，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走了过去，看见她放的是一竹篮苹果。
“你送的？ ”我轻轻地问。
“不！ 是刚刚从北大荒带来的。 ”
“谁？ ”
“凤娟。 ”
“她？ ”
“是她。 为了调查了解雷蒙这些年走过的道路，记者特地到北大荒采访了一趟。 凤娟知道了雷蒙牺牲的消息，掉眼泪了。 她特地把这些苹果托记者带来，让我替她放在雷蒙的灵前。 这是从卷心菜里保存了一冬的苹果。 凤娟说：‘这是雷蒙发明的方法。 北大荒人看见卷心菜里保存下来的苹果，就想起了他。 ’她还说：‘这是北大荒的苹果……’”
淑桂说不下去了。 我们两人都在悄悄地抹眼角。 “北大荒的……”北大荒留给我们多少回忆，多少值得珍惜的东西呀！ 人们往往这样，只有失去的东西才分外珍惜。 人死去了，才格外念叨他的长处。 那一篮子苹果在雷蒙的遗像前闪着红光。
追悼会开始了。
记者来了，照了好几张相，还约我开完追悼会好好谈谈。 我能谈什么呢？ 我和雷蒙到底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呢？ 是啊，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 人的一生中，谁没有过得意的时候，又没有倒过霉的时候呢？ 我学了将近四年的高等数学，我能计算得出雷蒙，我，淑桂……我们这一批人的生命价值吗？ 我能计算得出这些年我们为生活付出的和得到的究竟是多少吗？ ……
老队长讲话了。 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清。 我的前面，立着雷蒙。 我的旁边，站着淑桂。 我能听见她怦怦的心跳。 我仿佛也听到了雷蒙的怦怦心跳。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跳也在加快。
面对死者和生者，我仅仅就洒几滴眼泪吗？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写毕于天津志成道
[1] 本书为肖复兴的代表作。 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