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在老家乡友微信群里，意外得知张乃林老师于昨日因病不幸去世的噩耗，我的心情颇沉重，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已渐行渐远却无法割舍的孩提时代。
张老师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在二年级下学期、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我有幸得到他的教诲。他略显夸张而又风趣的教学风格，让我从小就对数学保持着一种别样的兴趣，而且这样难得的感觉，贯穿了我整个求学阶段，甚至现在一聊起数学还是兴趣盎然。
我的小学坐落在赣东北一个僻远小山村的山坳里，距现已闻名遐迩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仅仅隔了一座稍大点的山，10千米而已，但离县城却有整整50千米的崎岖山路，当时多数乡亲甚至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
我上学时，十年浩劫正好结束，拨乱反正的春风，悠然吹来。改革开放刚开始，乡村风情风貌变化不大，乡村生活仍旧平静。村里绝多数人以耕种为生，少数人做些手工活，比如木匠、篾匠、裁缝、泥瓦、建筑等，他们大多数没有进过学堂。拥有初中文凭的村民，绝对算是高知。一些需要书写和计算的重要活，比如村会计、出纳，当然就得这些有文凭的人来担当。
不过，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上学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大学都被革了命，也不招生，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机会上大学（昙花一现的工农兵大学生，多数是给下乡知青的“福利”）。即便恢复高考后，人们有机会上大学了，可乡村教育基础薄弱，能够考上的凤毛麟角，概率低，投入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全镇（1950年代始称公社，1980年代初称乡，1990年代初改为镇）常年2万多人口，1980年代初期，每年能考上学校（大中专合计）的人屈指可数，顶多三五人而已。
然而幸运的是，重视耕读传世的乡风一直醇厚，虽然那时升学希望渺小，可村民们对于子女的读书仍然格外重视，勒紧腰带也要让子女上学，直到子女实在不想读为止。我小时在家，一些目不识丁的年长老伯来串门，常会和蔼地鼓励我，好好念书，不识字吃亏。
我村小学规模不大，五个班（当时小学五年制，每个班30-50人不等，全校近200名学生）基本满足我村近1800多人的村民子女上学。常任教师有七八位，每位老师一专多能，一会儿教教语文，一会儿又得教数学，音乐、美术、体育、常识等等课程，基本都是这七八位老师友情客串。除校长有公职身份外，其余都是民办代课老师，教书之余，他们就得各回各家，去田地里伺候庄稼，或去菜地里种菜。这些老师多数是初中毕业后来任教的，大概有一两位读过高中。我在四年级时，一位拥有中专学历的老师来校教我们语文，这可让我们高兴坏了。不过，一年后，这位老师也因业务突出而被抽调进了县公安局当干警了。当时，学校太僻远，有公家身份的没人愿意来。来了也会想法调离。
尽管老师们的学历不高，但他们教书育人的精神，与我后来在不同求学时期遇到的老师是一样的。他们都竭尽心力将他们所学所知，没有保留地教给学生。从每学期都要写满一本厚厚的备课本中，就可以看到当年老师们的良苦用心和拼搏劲头。他们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有加，不认真学习的同学，不仅挨批甚至会挨揍。不努力的同学，常常会享受放学留校一对一补课的“小灶”待遇。当时交通不便，通讯更差，经济条件更有限，老师们几乎没有走出村外深造的机会。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研讨教学，交流心得，冀以提升教学水平。我记得当时全镇18个村有18所小学，每年级期末考试大都是全镇统考，然后根据各小学学生考分高低，进行教学效果排名。老师们大多好强，他们努力教学，不仅希望学生学得好些，也期待期末全镇教学评比能获优胜。
张老师高中毕业（当时中学二二制，即初中高中各二年）后，先在村里任团支书，大概没多久就到村小当老师。我上学时，他已是村里最好的数学老师，在全镇也是有名的小学数学名师。为了让每年有更多学生考进镇初中（当时全镇有三四个初中学校，镇初中水平最高，也是所有村小学生毕业升学的首选，但每年只招生两年班，不到120人，录取比例应该在5：1或6：1，我们小升初有一定的竞争压力），学校就安排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质量高的老师，教高年级学生主课——语文和数学。因此，张老师一般教高年级数学（四五年级），以助力学生小升初考出好成绩，确保村里多一些学生考上镇中学。我之所以二年级就跟他学习，纯属机缘巧合，因原先教数学的老师嫁到外村去，张老师“救火”来了，三年级时又换成另外一位老师。我上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才开心地再与我们的名师相会在课堂上。
张老师当年的教学细节，我大多已不记得了。但他的教学方法别具一格，令我印象深刻。比如在我四年级时，他讲解“比例”知识。我至今仍记得他在课上说，大家目前都没有去过北京天安门，但今天你们只要好好听懂我的课，就可以将北京装进你们的口袋里，天天都可以看。这句现在看来平常不过的话，可对于当时多数时间生活在深山之腹的我们，北京是遥遥不可及的圣地（当时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三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和天安门那时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种草了），能够天天看到，实在是梦幻，比魔术都更能够吸引我们。因此，他的这堂课，我们学得格外起劲，对比例知识有了更深理解，知道可用比例尺，将遥不可及的远方拉到眼跟前。这种知识上的拓展和想象，使得“天涯若比邻”，完全可以媲美当下融入人们生活的互联网之神奇。张老师正是用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略显夸张的语言，将令许多人头蹙的数学讲得趣味横生，让我对数学充满了兴趣。当然，在日常生活中，纯朴的乡民就未必人人都能适应张老师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喜欢上张老师的课，还因为他独特的课程活动设计。南方的冬天，尤其是太阳不能照到的地方，总是阴冷阴冷的，深山的冬天更冷。那时社会经济条件差，衣服不多，穿着简单，单靠衣物御寒显然不够，还要靠小屁孩们自身的“火力”壮。冬季上课对于我们来说，确是一场意志的考验。我高中时还曾跟同学玩笑说，冬天大冷天上课，我有时脚冻得恨不得立马站起来，把那位经常下课拖堂的老师吃掉。可我享受张老师的上课，哪怕是天寒地冻时上课。因为他每次讲完一个知识点后，会布置几道当堂作业，只要你解答正确，就可以走出教室，在室外晒太阳，直到所有同学都把作业完成为止，他才会叫我们回课堂继续上课。
记得有一次课上，张老师布置的当堂作业，许多同学直到下课都还没做好。我比较麻利地完成，张老师自然让我去室外玩，还告诉我，这次作业难，大家做得不会太快，你可以多玩一会。我跑到教室边上的山岗上采摘野草莓吃，有些累了，就躺在山坡上睡着了，竟然错过了下一节课。我挨了任课老师的批评，他也顺带“数落”了张老师。张老师没生气，只是看着我笑。
张老师的教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每次全镇年级数学统考，我班的平均分基本都在全镇前三名，并且常常与当时全镇教育强村的小学并驾齐驱。我每次数学考试的成绩，从没有输过那家小学同年级的任何学生。张老师高兴，我们也开心。赢过强手，自信满满。
跟张老师学习的同时，我还荣幸地当了他的教学“助理”。一开始，他让我帮他批改作业。每天下午放学前，学习委员将同学作业本收齐后交给他。放学时，他就让我把作业本带回家，晚上批改好后，第二天上学时再给他。那时觉得这活有趣，可以看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对的打红勾，错的打红叉，还要根据对错数量给出分数，然后再写上一个潦草的“阅”字，隐隐约约有小老师的感觉。至今，“阅”字我还能一笔挥就，完全是因下过“童子功”。
每天批改三四十本同学作业，时间上是个负担，我常常要忙到晚十点左右才能睡觉。不过，我从不觉得有什么，这是张老师信任我，我就得做好它。我越来越有经验后，张老师又把每次考试的试卷都交给我来判，他只是先判完我的那份试卷。后来他甚至将考试试卷都交给我来印制。当时只有油印机，试卷需要先刻在钢版纸上，再将刻好的钢版纸贴在油印机上再印刷，所以当我在初中时学到茅盾所写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一文时，似曾相识而特别开心。
我们都住在同一个自然村，两家相距也就三百米左右。有的周末时光，张老师还会趁他夫人不在家时，邀请我去他家玩。当然，我也乐意去他家，尤其是秋季果实之时。因为他家有一棵我村当时唯一的桔子树，虽然摘下的桔子，皮是青的，口味都是酸的，但在水果稀罕的年代，这已是奢侈的美味了。我们有时聊聊天，有时陪他去菜园里学做种菜。当时我父母比较宠我，只要我学习，就不要求我像许多同学那样去做农活。我自己也是个四体不勤、游手好闲的懒人，特别不愿做这些农事。可是，每次陪张老师去田间菜地，却是心甘情愿的。每每做完事，他总是要做点拿手好吃的犒劳我。现在想来，张老师不就是在“劳育“上对我言传身教吗？
这些现在不可想象的课外活动，看起来好像和我当时的学习并不相干。可是一想起高考后我估分时能够那么准确（只与真实成绩差了三分），心里颇有满足感，感谢张老师那时给我开的课外“小灶”。不过，几十年后，我年迈好强的母亲与张老师因小事有了点冲突。张老师对我妈说，我教过你儿子。我妈回怼他，虽然你教了我儿子，可我儿子替你改作业，替你省了多少事。我知道后，就安慰我妈说，你儿子没有吃亏，学会了许多同学都没有的本事。
除了教给课本知识，张老师还开阔了我的视野。在信息封闭的时代，在离县城都很远的深山里，张老师让我知道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清华、北大和复旦，让我知道了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让我从小就懂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这些在当时离我很遥远，但它们却让我自小就能够有目标有梦想。
一粒好的种子，只要环境适宜，总会发芽开花结果的。虽然我高中时没能考进中国最好的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但我现在仍然受益于曾经最好教育的熏陶。我没有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大数学家，可是我却有幸接触到许多与华罗庚一样卓越的大科学家、大学者，甚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伟大学者是我心中的恒星，照耀着我的人生之路。虽然我最终没有从事我所学的化学，但化学教会我的不仅是求生，还有更重要的求知和信心，让我可以勇敢地直面不确定的未来。
1980年代后期，张老师就弃教从政，出任村长，后任村支书。尽管也做得风生水起，没多久就在村溪河滩上为自己建了一幢新屋，可政绩就远不如他教书显著。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多次跟他说太可惜了，一个好老师太难得了，您影响的是几代人，而一个普通的村官却到处都有，他的影响只不过三五年罢了。我当然理解他的选择，那个年代乡村民办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了，连平常人的生活水准都未必达得到。对于许多人来说，只要有机会，都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的。
我上大学后，他偶尔也会请我，并叫上与我自小玩在一起的小堂兄和堂妹去他家吃饭喝酒，我们仨都曾是他教过的好学生。我的堂兄心地善良、天资过人、心高气傲，可惜的是，自幼热衷武术，虽自学成才，但终究不是科班出身，用武之地有限。他还喜欢写毛笔字，也是自学，书法自有精神，但因基本功不扎实，没有研究过字体结构和谋篇布局，总体上，比我略弱一点。他喜欢让张老师来评判我俩书法的优劣，张老师也常判堂兄优胜。我有时据理力争，有时笑而不语，心想请数学老师来判定书法高下，和体育老师来评价数学难易，道理大概是一样的。其实，我心里明白，张老师就是想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堂兄。毕竟习武的舞台过窄，堂兄很少有机会听到喝彩声，太需要旁人的认可了。
有次我们仨在他家吃饭，酒饱饭足、海阔天空之后，他曾跟我说，当官好，要想办法当官。我当时突然觉得张老师变得令我陌生了。自此后，我每次回家还会常在村里路口遇到他，每每问候之后，就难有更深的交流，曾让我有梦想的张老师离我远了。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时，又在村口遇见他，我陪他坐了一会，但没有看出他的身体有什么病灶。没有想到，昨天张老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斯人已逝，教泽长存！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数学启蒙张乃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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