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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方法
刘慧泽是我的初中同桌，初一到初二的寒假前，寒假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好像忘记了他，连他的样子都记不太清了，奇怪的是，有时候不经意间就想起了这个人，然后他就浮现在我的记忆里，还笑眯眯的，笑的时候露出两颗烟熏熏的大黄门牙，或者想到他经常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扣子总是解开到胸前，头发一边闪闪发亮，走在校园里像鸭子一样摇摆。放学经过农村回家的路上，骑车回家，看到漂亮的女同学，我总是吹几个响亮的口哨，惹得女生们回头看他几眼，然后他满足地笑了，飞奔而去。
初中的时候，是1994年，那一年，我刚满十岁，小学毕业后，我参加了一次形式主义的小升初考试，暑假后，我进入了中学。
我上的中学离我家只有三里路，夹在一片田地和几个村庄之间，中学的前身是文革遗留下来的农场，学校一共有三排瓦房，瓦房前种了一些松树，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初一的时候每个班大概招收六七十个学生，但能坚持到初三的只有六七十%。每年中考只能考上两三所高中，四五所中学，剩下的，除了少数人选择再复读一年，更像是完成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家或出门，毕竟对于很多目不识丁的农村家长来说，孩子初中毕业就够了。
学校没有围墙，校舍前后，有大片农田，农田外，四周是一米多深的沟渠，像一条护城河，沟渠边的岸边是两排高大的杨树，像忠诚的守护者。
那些田地曾经是农场的遗产，也是我们学校当时的资产，大概有三四百亩，每年种一季小麦，种一季大豆，除草收割都是全校一起做的，特别是在收获的季节，每个班的学生被分配到学校带不同的工具——镰刀、滑板车、麦叉、绳子等等。然后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又增加了老师，三百多人冲进田间，挥舞着镰刀，现在想来，应该是壮观的一幕，学校的操场是一个麦场，以前都是从附近的村庄租来四轮拖拉机碾磨播种，后来因为经济不划算，学校又买了一辆新的四轮拖拉机，由会开车的年轻老师操作。当然，也会有学长学姐做志愿者，轮流开车，除此之外，学校还购买了灌溉设备、播种机等。
刘慧泽是唯一一个在初一的时候，在临产时要求开四轮拖拉机的人，不过他的拖拉机确实不错，总能巧妙避开那些坑洼，真羡慕。
虽然我们中学是我们乡仅有的三所初中之一，但老师们对学生学习的环境适应似乎很周到，对大家也没有太多的要求，至于那些老师的水平，现在想来，还真不敢恭维，基本都是高三或者80年代的师范生，比如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三年换了六位英语老师。因为有技术背景的英语老师太少，当真的出现空缺的时候，似乎教政治、数学甚至历史体育的，也只能认识几个月的ABC，同一个单词可以用多种发音方法来教，更不用说正确的发音、基本的语法等了，结果上了高中考上大学之后，我就再也纠正不了自己的英语发音了。
刘慧泽来自另一所小学，分班后和我坐在一起，课桌椅是我们自己买的，以2+4+2的方式排进校舍。
刘慧泽属于不爱学习的那种，对于这些抽烟喝酒甚至打群架的同学，我们俗称他们为“小痞子”，妈妈一再告诫我在学校不要和小痞子玩，她并不担心我会变成小痞子，因为我个子太矮，年龄也是班上最小的。当时我们班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一般在十四五岁左右，十六七岁的好像也有几个，刘慧泽，应该比我大五岁，可能六岁吧。
初一刚开学不久，刘慧泽很快在学校里找到了同类，而我，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很孤独的，学校外面路边有个小卖部，主要做我们学校学生的生意，除了常用的文具和瓜子、方便面、糖果零食，还有香烟和啤酒在打折。还有一台彩电，连着游戏机，花5毛钱就可以玩一局马里奥兄弟——那时候还不知道五颜六色，一个小人一路蹦蹦跳跳打怪吃金币，拯救公主的游戏叫马里奥兄弟。
店内专柜值班的是旁边村上一户人家的年轻媳妇，不仅长得挺漂亮，还擅长调情或风骚，福利得当，以至于学校里正值青春期的小痞子们经常逃课泡在她的店里，打游戏，打牌。
有一天休息的时候，大家四散在空地上追逐嬉戏，刘慧泽突然拉着我，坏笑着小声对我说："啊，我好想跟老板娘上床，你说我出一百块，她能让我做吗？"
我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仍然记得这个问题和他说这些话时的微笑。虽然我已经从课外书中知道“搞女人”是什么意思，但当他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时，我仍然感到有点惊讶。而且，100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大笔钱了。
然后，在另一个夏天的下午，他从杂货店回来，神秘但有些满意地小声对我说，今天老板娘裙子下面没穿内衣，他看见她了。
1995年秋天，初二开学后，学校换了新校长，也许是他觉得学校的学习氛围太松散了，他要求所有学生从初一到初三上早晚自习，早上1小时，晚上2小时，6点到8点，并要求学校食堂开始提供早晚餐。厨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男人，光头，我们叫他老吴。
老吴一直住在学校里，平日里帮一些教职员工做简餐，晚上兼职巡视校园，我们学校不仅没有围墙，而且也没有电，没电的原因是镇上教育局和周边几个村没有协调好，电线拉不过来，因为没有人愿意交电费。
在新校长的一声令下，晚自习还是要上的，学校去买了一批蒸汽灯，烧煤油和石棉瓦做的白色灯泡越来越亮，但是班里煤油味越来越浓，上了一堂晚自习，鼻孔都黑了，每节课分两个蒸汽灯，然后采购了一大桶煤油，放在学校后勤主任的宿舍里。每天下午放学后，每个班都会安排两个男生提着灯去采煤油。
因为要上晚自习，有些离家远的同学干脆留在了学校，学校还安排了两间瓦房作为男女宿舍，但床和被子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当时爸爸在外打工，妈妈一个人在家忙地里的活，从学校到晚自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每次回去晚饭都没保障，凑热闹住校。
以前做宿舍的两间瓦房一直空置着，地面还是那种泥土，霉味很重，老鼠到处乱跑，于是班上七八个男生干脆就住在教室里，每天晚自习后，大家把桌子摆在一起，把宿舍里的被子拿来摊开，并排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桌子被拉开，被子被抬回宿舍存放。
刘慧泽晚上也和我们一起睡在教室里，他的家离学校比我的家远多了，应该是六七里的样子，更何况他怎么能放过这种在学校生活的自由，不过也有那些找到关系的同学，他们可以住在老师的单身宿舍里，也可以小火一把。甚至班上还有一对当时正在谈恋爱的男女，晚上已经睡在同一张床上了，当然这些都是我私下听他们说的。
一天晚上，秋天刚过不久，晚自习结束后，大家已经把课桌和被子都摆好了，刘慧泽突然来了兴致，叫我们去学校后面的池塘里洗澡钓鱼。
池塘里的水不深，也是我们平日里早上洗脸刷牙的地方，大家都脱了衣服下水，晒了一天太阳的水也不是很冷，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下还能看到学生们白皙的屁股，鱼没碰几条，但刘慧泽竟然在水边碰了一条比自己拇指还粗的水蛇。
我从小就怕蛇，现在还怕，但刘惠泽不怕，他高兴地扛着蛇的尾巴上岸了，然后用脚踩着蛇的头，随意地穿上衣服，让我们跟着他。
大家都跟着他，他来到教室门口的走廊，让两个同学把挂在房间横梁上的蒸汽灯拿下来点着，另一个同学要了一个卷笔刀，我看见他了，先从蛇的腹部，拿出一个黄豆米大小的蛇胆，一口吞下，然后从蛇头到蛇尾，竟然剥下了一整块蛇皮，然后把蛇的腹部给弄断了。蛇肚子里还有一条还没消化的小泥鳅，最后把已经白花花的蛇扔进教室门口松树旁的垃圾堆里，点燃了垃圾，火光中，蛇不断扭动着身体，同学们围在一起围观大笑，而我，也在围观，却触目惊心。
他的乐趣还没有结束，嚷嚷着要继续带我们去玩，他刚才安排另一位同学提着水桶去池塘把半桶水打回去，然后取下蒸汽灯，拧了拧底座上的盖子，喝了一口煤油，放进嘴里，点燃打火机，放在嘴边，然后，用强烈的“噗——”，玩起了喷火游戏，喷完之后，喝水漱口。
每个人都很兴奋，他告诉我们试试看。我的最后一个，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煤油。直到后来，留在两个蒸汽灯里的煤油才被我们喝光并喷洒。
刘慧泽在食堂吃饭的次数不多，经常去学校外面吃小火炉，学校周围有好几个农家乐，看到学校的食堂开了，他也想做点学生生意，当然，只是为了那些家境较好，口袋里零花钱比较多的学生，不仅馒头很软很白，还有粥和炒菜。
他拿着鸡，径直去了他常去的那个村民家开了个小厨房，那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后，我跟着他喝了一碗鸡汤，吃了两块鸡肉就走了，他把学校里其他的小痞子都叫来了，还弄了一瓶白酒和几包花生，他吃得很晚，带着酒气回到床上。
初二寒假后，开学第一天，大家纷纷到学校报到、交学费、拿新书，刘慧泽没有去。
开学前三天宽松，前三天不安排上课，交完钱，大家收到书就可以回家，继续享受最后的悠闲时光。
第二天，刘会泽也没有去。
第三天，刘会泽还是没有去。
三天后，正式上课的那天，我听到消息，刘惠泽死了，死在外面一个不知道他名字的城市。
原来，刚放完寒假，刘慧泽和学校里另外一个平时玩得还不错的朋友，貌似姓邱，隔壁班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也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起出去打工、环游世界的小痞子。
这种假期结束突然辍学的情况在每个年级班级都很常见，校长和老师也懒得劝说和询问。只是有些人公开地把桌椅绑在自行车上，有些人先不来上课。一段时间后，他们请同村的同学帮忙，或者他们的父亲来学校拿走桌椅。
刘惠泽辍学出去打工，我并不奇怪，他也多次向我表达过读书真的很无聊，也多次向我描述过外面的世界，我很惊讶他是怎么死的。
学校的老师严禁学生公开谈论此事。因为他和姓邱的人期末考试后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出去了。据说刘惠泽的父亲也来学校找校长麻烦，并要求学校赔偿他的儿子。
赔人自然是不可能的，他可能想让学校赔他一笔钱。
后来，我从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事情，刘慧泽和邱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我们县，很快钱就花掉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钱被偷了，还有人说他们的钱被外面的“大痞子”抢走了。然后他们饿着肚子拿起了车，拿起了长途货运车。有一次，他们发现自己中途选错了车。汽车开错了方向，所以他们准备跳下去。刘会泽先跳下去，跳下去摔到后脑勺，摔倒在地，邱后来跳下去，伤了一只脚。
我想他一定饿坏了，否则，以他的敏捷，他不会像那只公鸡一样摔倒在停机坪上，突然被脖子勒死。
邱姓同学跪在路上，哭着求救，把刘会泽送到医院，然后给家里发了电报。
据说，当刘惠泽的父亲赶到那个城市的医院时，刘惠泽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看到了父亲，很快就离开了。
据说，刘惠泽临死前，看着父亲流下了眼泪。
……
这些都是我私下里从同学那里听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听到的，我并不在乎，但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刘惠泽在离开他所珍视的世界之前，真的流下了眼泪。
父亲火化后，将骨灰带了回来，至于刘惠泽父亲对学校的认领，最终被放弃，学校只在他下葬当天安排了两位老师到他家做客。
我没有同桌，独自坐了一段时间，他爸爸来学校拿走他的课桌凳后，老师重新调整了班级座位，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同桌，但我已经记不起新同桌的名字了。
1997年，也就是我从那所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中学被撤销合并，周围的农田被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瓜分承包，校舍被当小学，围墙被拉起，食堂的老吴，在学校住了十几年，也死了。
如今，关于初中三年的记忆，我已经遗忘了很多，但偶然的机会，我还是想起了同桌刘慧泽。
我甚至希望他离开学校前真的和老板娘睡过。